回答贾谬：绝不“滚开”！

    有人致电于我，叫我去读篇文章，按址来到贾谬的博克，读到了一篇题为《小说请诗人滚开》的檄文。

文中有那么几处提到了我和我的小说，说得有点可笑可乐，其假其谬大焉！那就容我回应几句，来而不往非礼也！

文中说：“今天刚观赏了一场诗人的画展，又在网上看到一帮亲友团在炒作周瑟瑟的长篇小说《原汁原味》。心中不禁纳闷：诗人这是怎么了，都在忙着跨界吗？其实诗人去画画也好，去写小说也好，都是人家的自由，我没有必要在这里多嘴。但我看了周瑟瑟和伊沙的小说，觉得这样的作品真没有问世的必要。他们这些已然‘知名’的诗人，为什么非要再给自己贴一个小说家的标签呢？是生存压力，还是身份焦虑？ 都知道现在写诗是挣不到钱的，伊沙的诗集虽然卖得不错，还翻译成了犹太人的文字，卖了点海外版权，但这些收入不足以让他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所以伊沙就《迷乱》了，一部长篇小说的稿费好歹也有几大万吧，于是伊沙又《狂欢》了。”

反驳这位“假谬先生”的论断太容易：照他的说法，巴尔扎克为还债写小说，其动机就更加委琐了吧？“这样的作品真没有问世的必要”？所以我不打算欺负他。他问我：“为什么非要再给自己贴一个小说家的标签呢？”并给我贴上了“生存压力”的标签，还强加给我“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的理想，那我倒要反省一下自己的动机了——刚好，这个问题我曾经回答过，在与中岛先生的一篇对话里：

“中岛：我想听你分析一下这个现象形成的文化根源——为什么没有一个与此相对应的即小说家写诗的现象同时发生呢？

伊沙：我在当年的那篇文章中就曾深入地分析过，怎么说的我已经忘了。我就说说我现在的看法吧——我认为这是由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风雅的一面是文学上的理想主义者的宏伟规划的自我实现——大师病患者在文体上的霸道和扩张都可以含概其中；世俗的一面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潜在的市场吸引，最不济也有个背靠着旧体制的纯文学杂志的稿费发放，小说家在主流社会中所拥有的地位和在大众中所受到的尊重也是诗人无法相比的。大概就是这两重因素吧。你说的‘与此相对应的即小说家写诗的现象’为什么没有发生呢？因为世俗一面的吸引力不存在了，风雅一面虽有吸引——但诗这个小东西，你以为想写就能写的了吗？诗比小说的专业性更强，对写作者天分上的要求更高，所以，诗人写小说还是要比小说家写诗来得容易一些。我记得张承志、张炜、梁晓声等老牌小说家都曾有诗情和写诗的冲动，但写出来的所谓‘诗’在文本上均不及格。

中岛：那么你个人是出于何种原因而介入小说的呢？

伊沙：当然是出于我所谈到的上述这两方面的原因，但当我一口气写出三部大长篇时，我就想补充一条进去：我有小说的才能，必须合理地加以利用。”

    怎么样？不知我的“老实交代”是否让“假谬先生”感到满意？再说一句真心话：我是做好了受穷一生的准备来写小说的（像曹雪芹那样！）——我听小说家刘索拉在电视里讲：美国孩子玩摇滚就是做好了穷一辈子的准备，中国孩子玩摇滚动机就是为了一夜发财。我认为我想写的小说起码要比摇滚严肃得多，所以……听明白了吗？“假谬先生”！

文中又说：“其实我并不反对诗人去写小说，任何一个人只要写出好作品，都是一件值得赞许的事。但某些诗人利用诗歌积攒的知名度，利用自己在理论上的话语权，雇用文托儿，来为自己的‘大长篇’叫卖。他们的作品是好是烂，应该有勇敢的人站出来，无情地揭露他们。比如伊沙，这个在短诗写作上制造阅读快感的高手，我真的无法想像他会写出那样拖沓乏味的小说。他的《狂欢》再怎样以情色为噱头，也比不上半本贾平凹的《废都》。他竟然还好意思以中国的亨利米勒自居，如果不是在诗歌写作上还有作为，他早就晚节不保了。中国的长篇小说写作，在十几年前就出现了大量具有先锋精神和实验意义的优秀作品。作为一个先锋诗人，伊沙却启动了小说写作的倒档……”

“利用自己在理论上的话语权，雇用文托儿，来为自己的‘大长篇’叫卖。”——此话如果是在说我等于就是诬蔑！至于“利用诗歌积攒的知名度”——对不起！我不会再起个名字写小说，也不会求我的读者：忘了我是诗人伊沙吧！我是一个写小说的文学青年。你说我是个“在短诗写作上制造阅读快感的高手”——事实何止于此呢？你的记忆不够好啊！新世纪以来中国诗界最引人注目的巨型长诗《唐》是谁写的？用“乏味”来说《狂欢》，你自己信吗？至于说“拖沓”，别是你习惯了读我的短诗，又忘记了“诗歌是高潮的艺术，小说是过程的艺术”这样的分野了吧？如此说来，不是我的小说写得不好，是我做什么都很专业：诗有诗的专业性，小说有小说的专业性。“他竟然还好意思以中国的亨利米勒自居”——这又是在诬蔑！那是读者的评价又不是我“自居”。“中国的长篇小说写作，在十几年前就出现了大量具有先锋精神和实验意义的优秀作品。作为一个先锋诗人，伊沙却启动了小说写作的倒档……”——这又是一句十足的外行话，先锋与实验当然文学发展的生命力，但是先锋文本也分“反常态”和“返常态”，在中国小说界“反常态”在上个世纪已经玩得很充分了，现在急需的是“返常态”——我的三个大长篇正是这样以“返常态”的面目直取小说本质的先锋文本，被你读成了“倒档”，说明的是你的外行与弱智！至于《狂欢》比得上还是比不上《废都》（半本？），我自己不好说什么，刚好著名评论 家李星先生在致我的公开信（其实是一篇书信体的专论）中有详细的分析（不像“假谬先生”说得那么简单粗暴）：

“最后，我还是要将《狂欢》和著名的《废都》做一比较，不光是他们都高密度地写了性，而且他们都是‘解构’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的作品。不能因为框框和框框上下的粗俗描写而蔑视《废都》，因为它一定会进入当代中国文学史，它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精神状况敏锐而深刻的把握：失望、焦灼、沉沦、拯救、毁灭是非常出色、尖锐而前卫的，与八十年代中前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自信、自尊、乐观构成鲜明的对比，冯彪与庄之蝶不是一代人（如同你同贾平凹不是一代人一样），但他们却有着同样的精神烦恼与心灵痛苦。想想《狂欢》开始，冯彪从十里村走出的情景吧，他多像庄之蝶灵魂和躯体的一个蝉蜕，一个再生的幽灵。正如《废都》的名字让人想到社会和环境与人物的关系，《狂欢》中呈现的只是自我的冯彪，与其说‘狂欢’是时代和历史的景观，不如说是冯彪之流灵与肉的交响。庄之蝶仍然是生活在体制和家庭生活的枷锁中，而冯彪却从体制和家庭中自我放逐了，充分享受到释放的自我与自由，他也为这自由付出了代价。这是两代人迥异的性格和形象、命运与遭遇。最根本的不同是庄之蝶还想到社会与责任，并与主流社会体制发生着并非本质的冲撞，而冯彪们却已视社会与责任为无物了，心目中只有自己的心灵。如果硬要在《狂欢》和《废都》中做一比较的话，我认为就是由于年龄和文学经历的差异，《废都》设计的痕迹、做的痕迹明显一些，而《狂欢》却更为自然，除了结尾的被‘打击’，让人觉得它就是真实生活的记录，贾平凹摆出的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结合的架构，你却有意回避着形而上。然而殊途同归，他们都成为时代性知识精英的‘身体与灵魂的寓言’。然而如果没有《废都》，甚至《白鹿原》的‘触电’，就不会有此后中国文学在性表现方面的大面积突破，偏于保守的大众读者也不会有如此的‘性’宽容尺度。不要被某些带有偏见的朋友，特别是非文学朋友的吹捧和哄闹迷惑了头脑，也不要真的相信什么‘天才’，《狂欢》是在几代作家努力的基础上合逻辑的产物，它是你可堪骄傲的子女，而我们却也是别人的儿子。更不要说上面我提到的那些国外作家的滋养（它们的汉译本在每个读书人那里都可找见）与时代生活的厚赐。黄大威先生的《〈狂欢〉海外版序》很有力量，尤其是‘极具中国质感的《狂欢》一书，以一份文化载体和一群文化人漫长的悲欢离合……将其灵与肉完美地融合于中国特定历史时代之转型剧变中’，极为恰当……”

由此看来，我暂时还不能从小说这里滚开——因为雄心勃勃士气高昂，写得正带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