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胡同风情之四十一 【  旗人后裔·北京顽主  】

     摄影：广顺园主  拍摄地点：西城·后海·大石碑胡同  拍摄时间：2009年05月-06月  主人公：旗人松广贵

 

  ■ 虽然养尊处优,但五爷为人侠义、性格倔强、正义感分明、孝敬老人在什刹海一带也算出了名的。

 诺大的北京城由于历史的原因散居着大量的旗人后裔。家住后海北侧大石碑胡同的松广贵（人称五爷）就是一位。他年近五十。满人，正黄旗。祖上在朝廷做过皇家待卫官。

现在靠祖上传下来的房产出租度日。虽算养尊处优,但五爷为人侠义,性格倔强,正义感分明，为这年轻时曾摔过大跟头。虽然性格暴躁但对老母却及其孝敬，这在什刹海一带也算出了名的。

 

旗人文化，不仅在贵族阶层流行，也深深地浸染了北京的市井，影响了整座城市的性格。“民国”前后旗人生活状态的剧变，大批旗人沦为城市贫民，却也加速了文化的杂糅混合。“悠闲懒散、幽默诙谐的习性，对花鸟鱼虫、戏曲字画的嗜好，喝茶和遛弯儿的习惯，重面子，多礼节的‘穷讲究’等等，都融入了老北京人的人格和生活。”

 

 ■   五爷悠闲懒散、幽默诙谐对花鸟鱼虫、戏曲字画有很大的嗜好。别人养狗他却养着一只澳大利亚纯种山羊。并时不常的带它遛街。

 

 ■  养鸽子是五爷最大的爱好，数量对多时一排儿达到百只。他讲起鸽子的训养如数家珍，甚至用上空气动力学原理。赛鸽羽翅结构与飞行速率等专业术语。这不，他又在给一批幼鸽做定期爬房训练。

 

说起旗人文化就不得不把历史回顾一下。1644年清政权入关，把燕京确定为首都，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大致相当于现在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八旗的将士及家眷居住，原来住在内城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也就是当时所谓的“民人”)，被迁移到京师外城——大致相当于今天崇文、宣武两区。在内城，中心是皇城，围绕皇城，八旗严格地被分置于相关地段。两黄旗居北：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内；两白旗居东：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两红旗居西：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两蓝旗居南：镶蓝旗驻宣武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于是，内城的确像历史学家后来常说起的那样——“就像一个大兵营”。这种严整的格局，到清中期开始稍稍地模糊起来，因为旗人们没法不吃不喝、不去跟商人们打交道，旗人贵族更不能戒除看戏娱乐等需求，他们得随时跟外民族交往，渐渐地，原来住在外城的“民人”，也有少量搬进了内城，内城的王公贵族也有破例到外城去辟地设府的了；再后来，受“八旗生计”的逼迫，一部分城里的贫苦旗人，典出了自己的居舍，离开最初的本旗指定居住地，向着附近的——尤其是各城门之外的关厢地区搬迁。虽说有了这样的变化，八旗在内城的基本居住区划，却直到清朝灭亡以前，没有大的变更。在京城八旗区划内设立着八旗都统衙门， 8个衙门既掌管京城旗人的一切事务，还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驻防旗人也统辖起来。从道理上讲，遍布各地的八旗驻防旗兵，都是从京城这个“老家”派出去的，如果战死在外地，尸骨都应当送回京师“奉安”。这种方式，是与清初统治者把本民族中心由东北地区移到北京的部署一致的。就像雍正皇帝说过的：“驻防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

 

 ■ 五爷有一辆名冠京城的三轮人力车。车上所有的配置都是很珍贵的老物件，还安置了低音炮。有人出价两万多元要购卖他的爱车被他一口回绝了。

 

威风凛凛的八旗，本是努尔哈赤一手创立的集军事、政治、生产三位于一体的组织。初期只有黄、白、红、蓝四旗，标帜以色彩相区别；后又增编了四旗，在原有四旗(称作“整旗”或“正旗”)的标帜上镶嵌了边角，即为“镶旗”。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合称八旗。既是一个小社会，又是一个大兵团。彼此呼应、众志成城，以弓强马壮、纪律严明著称。

 

 ■自打后海地区加强了人力三轮车的管理，五爷不能随便出车了。只有朋友的相托的喜事他才动窝。平时没事，五爷也爱骑着他的爱车穿上他这身行头转上一圈，招来外宾一路狂拍。甚至有日本记者给他拍了专题记录片。

 

整个北京地区，京旗各营兵额约占全国八旗军总额的一半，可见其任务属于“重中之重”。如此重兵驻扎，说到底是为了保卫一个人的。但此举制造了多庞大的一个贵族群落呀：所有“在旗之人”都是吃皇粮的定期领饷，全体成员均由国家供养。除了养在编的官兵，还要养他们的家属——包括那些因兵额有限而成为“闲散”人员的八旗男丁。可见八旗子弟，无论兵民，不农、不工、不商、不牧，照样能坐收渔利——而且是“铁饭碗”。

 

 ■ 五爷的车载低音炮在后海岸边隆隆回响。

 

旗的设置，随后成了清代始终贯彻的制度。它把世代的旗人，严格圈定在当兵吃粮饷的惟一人生轨道里，禁止他们从事除当兵之外的一切职业，不许他们做工、务农、经商以及从事其他职业，这虽然有助于政治基石的牢靠，也防止了旗人与民争利，但是，也造成了创建这种制度的人预料不到的社会难题。从乾隆年间起，“八旗生计”问题愈演愈烈，叫所有的清代统治者伤透了脑筋：旗人“人口大量增加，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既不能无限制地增饷，又不能放松正身旗人参加生产劳动的限制”，于是，补不上兵缺的旗籍子弟越来越多，只好眼睁睁地失业赋闲，成为“闲散旗人（满语叫作‘苏拉’）”，这不仅导致许多下层旗人日益明显地走向贫困化，还使入关之初异常精锐剽悍的八旗劲旅，失去农商技能，滋生了惰于劳作、荒于嬉戏的积习。到了清末，由京师八旗贵族、军官、士兵、苏拉、家眷等等所组成的人们共同体，总人数已多达60万左右，社会上习惯以“旗族”来称呼他们。在京城“旗族”人丁日趋繁盛的情况下，“八旗生计”的问题对于走投无路的穷旗人们来说，已经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不愁吃、不愁住、不愁穿之后，八旗子弟的全部心思都用来玩了。这真正是一群古老的“玩主”。反正家务琐事皆有仆佣侍候，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八旗子弟的注意力便由“形而下”转为“形而上”了。虽对生存的技能一窍不通，却很稔熟于生活的艺术：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提笼遛鸟、赌马斗狗……不说别的，就说乾隆五十五年四大徽班晋京之后，如无八旗子弟捧场，很难发扬光大为国粹的。他们是最铁杆的票友，在自家的庭院里聚众演唱而有“票房”之说——办这种纯民间的演唱会需向内务府报批，获得一张写有“发给××票房”的执照(俗称“龙票”)。当然，也有玩得走火人魔的：“因走票而破家者此比。”看来八旗子弟很合得为自己的嗜好一掷千金，甚至不惜倾家荡产。

 

 ■ 五爷在出车的路上。

 

老舍替八旗子弟画过一幅入木三分的肖像：“在满清的末几十年。旗人的生活好像除了吃汉人所供给的米，与花汉人供献的银子而外，整天整月的都消磨在生活的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会唱二簧，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鼓儿词。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艺儿中，像鸽铃   风鼻烟壶儿、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我们若是细心的去看，就还梦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微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他同时哀叹“这是个极为大的亡国的文化”；“再抬眼看北平的文化，我可以说，我们的文化或者主能产生这样因循苟且的家伙而不能产生壮怀激烈的好汉!我自己惭愧，同时也为我们的文化担忧。

 

  ■ 五爷不单好玩儿，还很有经营头脑。他在什刹海一带开了多家饭馆。最近他疏通关系在银锭桥头最显眼位置开了一家灌肠店，生意好的直头痛。

 

  ■ 看着堆积如山的灌肠五爷窃笑，说这些灌肠连一个小时的销量都不够。

 

  ■ 这张图片还是灌肠店刚开张时拍的，现在可是门庭若市“一碟”难求。

 

八旗子弟的风气，是一种超时空的传染病。
    至今我们能从某些土著居民的言谈举止中，发现八旗子弟的影子。我把他们这种偏执、骄傲的心理，概括为“八旗子弟后遗症”。他们的生活已进入现代文明社会、进入高科技时代，可某些思想还停留在清朝，停留在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他们不去前门外泡茶馆了，改去三里屯泡酒吧；不听京戏了，改看美国大片；不逛八大胡同了，改唱卡拉OK或“蹦迪”；不吃满汉全席了，改吃生猛海鲜……有人将之命名为“新旗人”。

 

■  五爷家里有不少祖上传下来的宝贝，平时得空他也爱收藏一些老物件。

 

许多年来，社会上曾经人云亦云地传布着八旗子弟全都是些堕落人物的说法，其实并不确切。有清一代，满民族为我们祖国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付出的牺牲也是巨大的。虽然到了清代中晚期，官场上的腐败风气日盛，但它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个民族。直至清代末年，在八旗下层官兵的心里，早年形成的为爱国护民不惜奉献一切的精神，“不得捐躯国事死于窗下为耻”的观念，还是相当牢固的。直到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以及后来几十年间，八旗将士前仆后继、浴血抗敌的事迹，仍然在各类史书上记载很多。远在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也曾亲笔写文章，高度赞扬八旗官兵保卫国家的壮烈之举。在当时的京师八旗营房中，贫穷尚武的八旗士兵们，既便家徒四壁，还是要按照八旗制度的规定，省吃俭用，自费购置兵器战马，不忘国家重托，他们嘴上常常挂着的口头语儿，还是那么一句响当当的硬话：“旗兵的全部家当，就是打仗用的家伙和浑身的疙瘩肉！”他们忠勇可敬，饥寒困苦并没有磨损了他们世代相传的爱国报国之心。1900年也就是庚子年，为反抗八国联军的疯狂入侵，八旗军人们为护卫祖国的首都而喋血苦战，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悲壮场景。

 

  ■ 说五爷孝顺一点不假，这不，刚到午后就急着收车回家给老娘做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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