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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日报今天发表我的:文學批評的召喚

(2013-03-27 11: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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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澳门日报2013.3.27《百年風華》:文學批評的召喚


荒林

    

    二○一二年的諾貝爾文學奬由中國籍作家莫言摘得,中國文學的當代成就,終於象徵性地得到了世界認可。因為諾貝爾奬的引發,西方讀者希望更好地了解百年中國文學,中國讀者則想更深入理解百年中國人文精神風貌。中國的文學批評家,將不僅是中國文學最好的詮釋者,也因為他們同時是文學創造者,將召喚世界對於百年中國文學進行重新對話與應答。澳門大學龔剛敎授的《百年風華:20世紀中國文學備忘錄》,於諾貝爾奬頒佈前出版,展現的正是中國文學批評的一種召喚精神。

    龔剛對於文學批評模式的自覺探索,《百年風華》跋中有詳細記錄。有感於“救救文學批評”的哀號,正如那些“中國當代文學都是垃圾”的誤判一樣,龔剛認為這一切源於門戶之見和權力短視。他提出,人文硏究說到底是“一個人的戰爭”。在從事一項硏究之前,應該問的是,我關懷什麼?我想解決什麼問題?我是否有解決這個問題的能力?在自覺自律的批評立場之上,龔剛總結了文學批評的三種類型:一是審美批評,一是社會文化批評,一是有機的文學批評。他認為將審美思考與公共生活結合起來的有機的文學批評,兼顧文學文本的審美特徵與社會文化意義的批評模式雙優勢。他的由“思想剪影”、“現代情韻”和“當代鏡像”三大部分構成的《百年風華》,體現的正是批評選擇和歸類的策略。

    從思想的高度入手,這種選擇使他如同手執金箍棒的孫悟空,可以在百年中國文學的上空飛翔翻騰,他的火眼金睛的觀察,令他彷彿不費力氣就挑出了百年中國各具代表性的優秀作家和他們的優秀作品。他就像阿納托爾·法朗士給批評家下的定義所說的那樣:所謂批評家就是在傑作中顯現他自己的心靈冒險的人。他所做的正是他所能做的,是“對橫跨近代、現代與當代三個政治時段的百年文學以及蘊藏其中的一部尙未冷卻的心靈史的個人化解讀。”

    “思想剪影”首篇為〈王小波的思想畫像〉。龔剛用精煉的白描語言,將王小波這位思想者的形象,推近讀者,推進到人們的生活之中:“在這個世界上,敢於說眞話的人並不多,而能夠將眞話說得機智有趣的人就更是鳳毛麟角,王小波就是其中的一位。”“王小波的核心思想概括起來就是:無智、無趣、無性的生活是不値得一過的。”“王小波說,高尙與低下的總和才是一個完整的人,去掉一部分實際也就破壞了一個眞實的人。”

    對於經歷百年動盪不安和種種路線選擇的中國人,思想者給出了最簡明的人道之選。龔剛所選擇的有機的文學批評,也正是在關注人們的生活價値上,體現了他批評的道德承擔。而將思想者本身生活化,更還原了思想和生活兩者的尊嚴。後者或者更是硏究百年中國文學需要遵循的原則。事實上,關注思想和生活的尊嚴,討論文學中思想和生活表現的飽和度與技能,已成為龔剛文學批評自足的場域,因為它們本身就是無限的場域,可以給予文學批評充分的自由,也是美學闡發的眞正平台。由此,我們才會欣賞到如下輕鬆優美的批評文字:

    我特別欣賞思維的樂趣這種提法,以往聽慣了苦讀書、艱苦的思考等說敎,忽然有人冒出來大談思考是如何如何快樂和美好,怎能不讓人精神一動。對於以愛智為前提的獨立思考帶給他的美好,他有戀人絮語式的表白: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們都會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還會有人再走着。死掉以後的事我看不到,但我活着的時候,想到這件事,心裡就很高興。

    正是從生活和思想自由的至高點出發,龔剛駕馭了文學和美學的兩翼,他的文學批評,旣是社會文化批評,又是審美批評,而且如同有機的兩翼,天翼無縫,自由於百年時空翱翔。龔剛以優雅而有力的點睛之語,道破了他將王小波放在《百年風華》之首的秘密:

    王小波喚起國人對思維本身的興趣的同時,也力圖喚醒國人對思維這種精神活動的權利意識,他的口頭禪之一就是“人人都有思維的權利”。“思維的權利”雖然聽起來比較抽象,卻是選舉權、隱私權等具體權利的根本保障。很難想像,一個沒有獨立思考能力和自主意識的公民,能夠積極地捍衛自己的權利。

    王小波生活在百年中國最特殊的時期,他用文學的想像力衝擊專制束縛,展示思想自由的美好,證明了中國文學無法壓制的能量。深得王小波的思想之道,龔剛借用王小波的隱喩“我早已超越了老鼠,不再嚮往貨艙”,形象而貼切論證,文學批評是純粹的精神生活,與功利追求並非同一檔次。於是,不難理解,黑暗年代中堅持沉浸於自己精神生活的學者、作家陳寅恪,出現在“思想剪影”的第二篇。龔剛式的陳寅恪硏究,分論其文學與學術特色,集中於思想創新價値,結論是,陳寅恪在那個不允許精神生活的時代,一個人獨立進行了精神貴族——高端文化的創造。

    與通常論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限於姿態不同,龔剛〈陳寅恪三題〉中,細析陳寅恪晩年代表作《柳如是別傳》旖旎處,認為比政治寄寓更深的生活情趣寄託,才是陳寅恪文化傳承和創造工作所在。佐證是陳寅恪一以貫之的生活情趣與文化姿態,如陳寅恪論唐文化之盛,以華胡混血為主因之一,抗戰期間陳在四川授課時,學生問楊貴妃體重,陳的回答是135磅(約合61.5公斤)。陳這種以小見大論文化、以生活細節證文化的治學,才是眞有說服力的學問。陳的三千年文化變局,基於混生與重生的觀點,也深得龔剛認同。龔剛認為:

    陳寅恪的後半生,陷於文化仇富的羅網,難逃於天地之間。

    文化仇富實際上就是文盲以至文化盲對擁有獨立文化資源和傳統(小傳統)者的嫉妒和仇視。

    正基於這樣的認識,龔剛提出了文化貴族與高端文化對於人類精神生活的重要意義。同樣的,也是在文化貴族與高端文化建構與保護的角度,龔剛發出了〈為季羨林一辯〉的批評之聲。他總結季羨林在學術、創作與翻譯上所取得的成就,並分析其得失,認為對已逝學者的最好紀念,就是硏究他對文化的貢獻。他指出,還沒有人對季羨林梵語、德語創造及《糖史》硏究進行認眞探討,任何輕率的否定近似無知。這樣的觀點,也適用對待百年中國文學的態度。

    百年中國之迥異於傳統中國,在於西方文化首次以強勢於東方文化之態,給中國人生活和思想所帶來巨大影響。通常概括為科學、民主兩個方面,其實還應該包括宗敎。在《百年風華》的“現代情韻”部分,龔剛敎授將西方文化以上幾個方面給予中國文學的影響,做出了極為生動有趣的分析。他從地域、性別、個性各個不同的角度入手,探討不同的作家,因他們的地域、或者性別、或者個性的原因,在受到西方文化不同程度影響的情況下,如何堅持或者調整或者改變傳統的價値,從而在文學中表現出他們的不同的現代體驗,創造出他們所處時代的精神產品。像〈郁達夫的秋興〉、〈周作人的閑趣〉等等,讀之彷彿回到那個大家輩出、豐富多元的時代,看到作家為了文化傳承所付出的智慧勞動。

    旣是大學者又是大作家的錢鍾書,博古通今,縱貫中西,他在他的長篇代表作《圍城》中,究竟是如何表達一個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對於西方文化的思考呢?龔剛用了三篇批評隨筆,從三個不同側面,向我們立體展示了一份現代情韻的最好標本。

    首先,生活在澳門的龔剛,饒有風趣地〈發現《圍城》裡的澳門女人〉,他的驚喜也帶給我們驚喜,“發現這部經典之作中的重要配角鮑小姐竟然是澳門人”。這可是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故事,這位混血土生葡人女子,呈現的正是現代中國、在澳門這個最早西化的土地上,中西文化和諧交融之後的人類學風景。小說中這位人物形象是作為對比,為諷刺那些半通不通西方的人物形象而設計,這說明錢鍾書對待中西文化的態度,是要求精通而後化為自己的血肉。就像錢對鮑小姐的評價:“在熱帶熱天,也許這是最合理的裝束。”文化最終呈現為生活狀態,對她的生活狀態的認可,也就是對其文化的認可。

    其次,龔剛深度發掘了〈“圍城”情境與人生八苦〉,即錢鍾書寫作中對東方文化佛敎精神的表達。從小說的主體情節來看,婚姻與事業確實可以說是主人公人生傳奇的兩個主要方面,錢在這兩個維度上演繹了“圍城”困境,但如果將方鴻漸的個人際遇視為人之命運的隱喩,則“圍城”不僅是某類人生存境遇的表徵,而且還是人類生存困境的象徵,暗示為情、為名、為利、為生計所困的人生境遇,也暗示着佛敎所謂人生八苦。龔剛對應《圍城》人物,細解了他們所遭遇的人生八苦,這種細緻的文本文化剖析,令人信服。

    進行了中西文化剖析之後,龔剛又通過第三篇〈德國人眼中的錢鍾書小說〉,向讀者展示了《圍城》這部現代名篇的西方閱讀效應。德國翻譯家漢學家莫宜佳將《圍城》定位於“社會小說”,稱之為世界第一部中西文學合璧的小說;德國翻譯家漢學家顧彬則稱之為中國現代小說藝術最講究的、不可逾越的標誌,並以此為標杆批評莫言的鄕土小說。龔剛的評述則是一分為二,他認為《圍城》所寫留洋回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故事和困境,呈現的不僅是他們文化的困境,也可說是人類的困境。由於錢鍾書對中西文化知識的化用,這部濃縮着歐洲人文世界的中國小說,不同於鄕土化的小說,有着西方人的味道,所以西方讀者可以讀懂。

    雖然莫言已獲諾貝爾奬,很多讀者仍然坦言,莫言小說對於暴力題材的涉獵,令閱讀難以承受。而最考驗讀者神經、以暴力為核心題材的小說《檀香刑》,可說是對閱讀感覺極限的挑戰。倘若有人想捷徑走入莫言,龔剛的莫言硏究〈《檀香刑》:符號的挑戰〉無疑是最好的通道。這篇深刻剖析暴力的文章,以美如絲綢的文字,鋪寫中國傳統文化的審美理想,絲絲縷縷展示中國夢的粉碎過程,把莫言刻劃暴力的原因慢慢道出,又以溫軟如玉的清涼,讓讀者接受暴力演繹的必然理由。當我們終於獲得了回顧百年暴力歷史的勇氣,不得不說,龔剛製造的批評語言有着樹脂玻璃的透明度,方便我們看到莫言寫作內核,又起到保護和緩衝我們目擊百年歷史眞相的眼睛。旣然眞相大白,再讀莫言的小說,就不是我們的承受能力要接受考驗,而是我們的反思、反省能力要受到檢閱了。可以說,正是從反思和反省歷史角度,龔剛看到了莫言的思想。不過,在龔剛看來,文學家駕馭足夠強大的想像力去穿透歷史,比之直言不諱說出眞相更重要。因為通過想像力再現歷史和歷史場景中活生生的生命,才是文學的使命。所以,龔剛更願意分析文學家莫言在文學作為上特別的貢獻。龔剛認為:“莫言的小說,偏好以色彩命名。對彩色的敏感與出色表現力,是他小說藝術的一大亮點。……如果從莫言的叙事話語中剝離了如影隨形的後期印象主義式的色彩與想像,他所描述的那個鄕土世界,就會現出粗陋、貧乏的原形。”他幫助讀者理解《檀香刑》,說“讀這部小說,絕對是一種視覺和心理上的挑戰。它將莫言擅長的暴力美學、傳奇叙事、情色描寫發揮得淋漓盡致,通篇殺氣瀰漫,豔光四射,極大地激發出了文字的生命力與衝擊力。”龔剛並指出莫言擅長叙事抒情結合的貓腔,盡顯中國文化的語言魅力。

    《百年風華:20世紀文學備忘錄》出版於諾貝爾奬授予莫言之前,不無意義的證明,中國的文學批評,正如中國的文學,早已度過成長的靑澀,步入成熟的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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