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80年代相比，我以为在现代城市或商业文明语境中的90年代中国诗歌遭遇着三种难度：

第一种难度来自写作的选择――－作一名诗人意味着选择了“特殊的职业”，辨析心灵。在物质世界辨析人类的心灵，在人群海洋辨析自己的心灵，在自己的心灵中辨析更真实的那部分。我们只能置身在我们的时代，见证我们的经验，而我们的经验有怎样的独特性？每一位诗人都是从他自己的通道，去对人类经验探本溯源，只能“独自成为”诗人；却没有离开经验的心灵，没有离开心灵经验的诗人，在今天经验已成为对各种专业知识的领受、反叛，专业而系统的知识成了心灵的累赘却又是心灵的居所。我们已经很难做一名地域诗人或性别诗人，甚至对“汉语诗人”的汉语的纯洁度，也可能产生质疑。90年代以来，欧阳江河倡导的“知识分子写作”，受到了“学院诗人”们的认同和有力支持，也许因为诗人／知识分子化或专业知识化／诗歌写作，这种当代（知识接受与反叛）辨析式方式，是一种实践成为诗人（成为并继续成为）的最佳途径？在“知识分子写作”式实践中，天赋和“青春期冲动”将受到抑制或压缩，选择做一名诗人仅拥有灵感已经不够，灵感将要接受知识的挑战并经由知识的疏导或与人类经验相遇而被整合、或半途夭折被摈弃……

第二种难度来自批评的选择――作一名当代批评家意味着无法面对文本，却又必须面对文本，诗人和文本之间失却了对应关系，诗人只存在于写作实践、即文本的实验过程，文本不说明诗人而仅仅指向诗人的离开，为什么诗人要远离？由诗歌决定诗人的年代已一去不返，在我们呼吁诗歌规范的同时，诗歌离我们远去。诗人不仅把写作当成辨析心灵的工作，而且在工作过程一点点实现诗人和诗歌的本质。80－90年代以来，诗人们开始自己评价或相互评判彼此的工作成就，诗人参予批评的现象已成为批评家必须面对的事实，究竟谁是批评家成了一个问题。批评家在此可以看作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诗人，他在面对文本时重现了诗人的在场仪式。于是，诗歌批评也直接成为辨析心灵的工作／显然这项工作的难度几乎与写诗一样。

第三种难度由以上两难所合成，当诗人和批评家均成为心灵辨析工作的实践者，往昔的命名者和指认命名者消亡了，阅读无法以它固有的成规来索要诗歌，（好的诗歌！优秀的诗歌！通俗易懂的诗歌！）阅读成了一门知识的检阅：去大学诗歌讲坛或别的诗歌场所，聆听有关诗歌的构成、演变和比较启蒙，从诗歌的辨析中辨析我们所需的歌声，有时可能只是半句、一句。生活的浮躁和生存质量的毛糙，有可能使心灵问题悬空，当人们满足于物质层出不穷的感官体验，或者没耐心体察灵魂飘渺的需要，放弃对于诗歌的期待。而诗歌作为古老的秘密，仍然充满奇迹般的诱惑，在人所不知的地方，真正选择放弃，这恐怕正是对于诗歌阅读进行选择，所最难采取的态度。

因为诗歌永远不会停止，因为心灵／人类心灵的历史有着自己前行的轨道，而愿意追逮直抵天边的心灵，永远不会停下脚步，也永远不会真正孤寂。但我们和诗歌都注定要承担孤独。也许在孤独的高难度后，才有另一重风景呈现。

原载《厦门文学》19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