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苏北，痴迷文学的赤子

贵州日报记者  曹雯

孔学堂的深秋，一个阳光和煦的午后。

说实话每次采访作家，大概是专业相近，心里都会打鼓。作为全国有影响力的散文家，在苏北的职业经历里也曾有过编辑、记者、副刊主任这样的过往，所以直觉是小巫见大巫，怕是一眼要被老前辈看穿。

但偏偏“苏北”这个笔名，就能勾起同为“苏北人”后代的我的无限好奇。今天的长三角一体化进程风起云涌，但要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长江为界的苏南、苏北因为经济差异，还是有很多不同。“苏北”这个名字来自那个时代，于是我有了想要问他的第一个问题。重新收拾心情后，我在大觉精舍的路边遇见了苏北。因为要参加次日的孔学堂“百年汪曾祺”系列活动，身为“天下第一汪迷”的苏北提前一天抵达贵阳。年近六旬的苏北身型疏朗，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笑容满面的样子看起来就像一位邻家长辈。

要写出地域特色

苏北，本名陈立新，安徽天长人。“苏北”这个笔名从1989年使用至今，已经32年了。如果说笔名包含了一个作者在写作上志向，那么陈立新当年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与几个文学青年凑在一起商量笔名，最初所想的是，老家安徽天长因三面与江苏接壤，不管是方言饮食还是风俗习惯，都浸染着强烈的苏北地域文化。

“沈从文写湘西，孙犁写冀中，李锐写吕梁，张炜写胶东，我能不能写出一点苏北的地域特色？”怀揣着这样的志向，“苏北”由此诞生。“这么多年，大家都觉得这个名字取得蛮好，只是不能百度搜索，因为最先跳出来的肯定是’苏北养猪场’’苏北花卉中心’这样地域名词。”苏北说着笑了起来。

对自己取名字这件事情颇为自信，苏北认为写作的人对汉字总有着一种天然的敏感。事实上，在遇见文学之前，受“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思潮影响，学生时代的苏北最喜欢的是趴在课桌上做因式分解，参加高考前也曾是学校理科尖子班的一员。不过因为语文不好，高考落榜了。

往后一年，考上大学的同学们放假回来，天天在苏北家门口一个操场上踢球。苏北说，“他们留起了小胡子，个个瘦成猴子样，却有无穷的精力，拼命奔跑的样子对自己刺激很大”，于是决心再考。因为语文不好，父亲建议苏北去学校当语文代课老师，哪门差就死磕哪门。不过就算上了一个学期的语文课，也没有让苏北对文学产生好感，直到他遇见来一本《现代散文选》。

“怪了！看了这个之后，里面的朱自清、冰心、杨朔、刘白羽……用文字所构筑的世界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散文里那些画面构成的美感，让苏北深深感动，十分想往。这是写作者对于汉字审美的觉醒，并始终影响着苏北的写作。就像他的小说，从来不以故事取胜，更多是表达一种情绪与感觉，如《小说月报》曾转载的《洗澡》《恋爱》等小说。而这种审美偏好，似乎也注定了苏北与汪曾祺的相遇。

但十八九岁的苏北并没有就此察觉自己对文学的爱。再往后是放弃复读，考入银行工作，苏北在滁州师专的同学那里翻到一册《外国文学名著选读》。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托尔斯泰的《复活》、狄更斯的《老古玩店》……这本世界名著导读的课本，开启了苏北崭新的文学世界他沉浸其中，但欧化的文本翻译，也让他读后一片混沌。

记不清是1984年还是1985年，苏北与几位天长县的同乡开始在文学刊物上接触到汪曾祺的作品。大家一致认为，“这个人写得很好，这个人一定是生活在我们附近的人。因为文章里的方言，所构建的环境，不会超过方圆一百里。”事实上，汪曾祺所生活的江苏高邮与安徽天长中间只隔了一个高邮湖，天长在湖的西岸，高邮在湖的东岸。

苏北与汪曾祺

书读得多了，自己也想写，这大概是每个写作者的必经之路。开始学习写作后的苏北，起初对于汪曾祺作品的感受是——这个人的语言简单，不绕口，好学。

“其实现在看来是非常难学，因为里面藏着的东西很多。汪曾祺是一个现代派，但他用十分中国式的语言书写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苏北认为这是汪曾祺在百年之后依旧被当下年轻人所喜爱的原因之一。

写作需要先过语言关，写作者总是会有意无意地模仿自己所喜欢的文本。因为喜欢汪曾祺的语言，之后的几年苏北将汪曾祺的小说《晚饭花集》手抄在四个笔记本上，并且邮寄到当时汪曾祺工作所在的北京京剧院。

这种类似追星的举动，也迎得了汪曾祺的回应，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却在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文章里写道：“一个天长县的文学青年，将我的小说用钢笔抄了一遍。”

1986年，苏北的小说处女作《老人与小东西》被当时有着“四小名旦”之称的《丑小鸭》发表，开始了自己的写作之路。之后写了许多中短篇小说，并且在《人民文学》和《上第文学》等刊物发表。之后的苏北，又开始的散文散文创作，他自然而亲切的文字在散文上得到了很好的发挥。《散文》《美文》《文汇报》《大公报》……在此后的几十年间苏北发表了大量的散文作品，出版了多部散文作品集。

与汪曾祺的见面是在1989年。那一年，苏北到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得以结识汪曾祺。之后因为到北京工作，他得以有更多机会与汪曾祺接触。

“汪曾祺身上有民国那一代人特有的气息，对年轻人也是极其友好的。他把自己曾经在沈从文那里所感受到的温暖，传递给了我们。”与汪曾祺交往的那些年，苏北常去汪先生那里求教。天长和高邮之间的地域关系，也成为苏北与汪曾祺之间忘年之交的情感联结。

然而，苏北曾以为“今天也可以去，明天也可以去”汪家，因为1997年汪曾祺的忽然辞世，戛然而止。曾经想过要拿着录音笔和汪曾祺聊上三天三夜的苏北，因为总想着来日方长，并没有付诸行动。直到汪曾祺去世后，种种美好的回忆才开始浮现在眼前，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发现自己对汪曾祺知晓得太少。

童年在高邮受过很好的传统文化教育，青年时代在西南联大受到的西方文学影响，再经历了解放后长达40年的各种人生转变，都使得汪曾祺成为了时代适逢其时的产物。汪曾祺不仅仅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位温润的学者。

能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除了他的文字，汪曾祺的诗书画都透着强烈的文人气息，这样一个坐在那里都可以发光的人并不是我们可以简单模仿的。”苏北说。但汪曾祺确实给予了苏北一双审美的眼睛，以及一颗谦卑、怜悯的心。

最爱花溪公园

“花溪当然是以水著名的，要么便不能叫做花溪了。流经花溪的水，啊哟，怎么说呢？那真真叫人可喜和心疼。说穿了，为什么我总是看不够？是被那流动着的或静止着的一股股、一潭潭的水所迷惑了。小时候读朱自清的散文，写到绿，说是“碧你的眼”。花溪的水，当然是“碧你的眼”的。”

这是苏北笔下的贵阳花溪。从上世纪90年代起，算上今次来孔学堂参加“百年汪曾祺”系列活动，苏北前前后后来过贵州三四次，也曾跟着自驾团队去过西江千户苗寨、黄岗侗寨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但他最喜欢是位于贵阳南郊的花溪公园。

在苏北的记忆里，第一次去花溪是和同事一起坐的公交，仿佛是贵阳的一个市民。那时路不太好，一路颠簸拥挤，倒也快乐。后来进入花溪公园，真的非常之新奇。因为花溪和苏北见惯了的南京玄武湖、扬州瘦西湖完全不是一种气象。他认为贵州高原天空特有的明静，使得这里的山川、河流和树木，都有了一种别样的清亮和透彻。

因为喜爱，苏北前后三访花溪，不但自己来看，也带着家人来看。他说：“花溪的水是活泼泼的，就像五六岁的孩童，自由、快乐、健康。”

与此同时，苏北也在见证花溪的过程中，见证了贵州经济社会的变迁。从第一次来时的陈旧之感，到眼下的十里河滩，从市区往花溪的沿途风景在苏北心里也大大不同了。

后来，27度黔地标“跟着名家游贵州”栏目约稿苏北，他便以一篇《有个公园，叫花溪》作为回应，在新媒体上收获了很高的点击率，几乎成为“跟着名家游贵州”栏目中表现最好的一篇，并且作为了《贵阳导游解说词》一书的序言，想必这也是因为苏北对花溪的一往情深，写出了如此动人的文字。

在苏北心里，他和汪曾祺一样，认定中国式的写作应该是快乐的。画屏金鹧鸪、弦上黄莺语，中国文人的传统写作是沉浸在优雅之中的，跑到人生的此刻，努力归努力，苏北更想做些快乐事。

尽管被戏称为“天下第一汪迷”，但苏北对汪曾祺的研究却并非学术理论，而是出于自己对往昔美好回忆的怀念。于是，他用自己最熟悉的散文撰写着自己眼中的汪曾祺，著出《一汪情深：回忆汪曾祺先生》和《忆·读汪曾祺》两书。

“一个人想要成为沈从文、汪曾祺这样的天才作家是困难的，但如果长期在一个领域里浸淫，成为某方面的专家还是有可能的。”

喜欢《红楼梦》、喜欢汪曾祺、喜欢孙犁、喜欢阿左林的苏北就这样执着于语言，业余写作三十多年，他发表了近二百万字的作品，出版作品集近二十种，同时，在汪曾祺研究领域也颇有收获，他希望自己能写出更好的作品，为自己的生命增添光彩，像自己的老师汪曾祺一样，能给人间不断地“送些小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