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给了汪曾祺什么？

                                                                  文/苏北

这本集子里的文章都是关于张家口的。有思想汇报二篇、书信六封和十一篇小说组成。

汪曾祺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的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说“劳动”好听点，其实就是思想改造。1960年“摘帽”。1962年初回到北京（那会儿我还没出生呢），前后将近四年。

这四年对汪曾祺有什么意义呢？对他的创作又有什么影响呢？

撇开人所受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外，对汪曾祺的人生和创作，还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汪曾祺虽然小时候生活在苏北高邮的一座小城（挺封闭、落后的），但他从小到十九岁离家出去求学，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为避难，在后来创作《受戒》以为背景的那座小庙里躲了半年不算），更没有参加过农业劳动。家庭比较殷实，过的是“少爷”生活。——汪先生在《我的母亲》一文中曾说：“我已经很大了，任氏娘（他的继母）对我很客气，称呼我是‘大少爷’。——”后来上学、教书、当编辑，虽然也到过农村、见过农民，但在骨子里与农村、农民是不贴近的。张家口的四年，是他与农村、农民最接近的四年，可是说是深入骨髓的。套用沈从文的说法，是：“滚到了农民中去了”（沈先生爱说“滚到生活里去”）。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了解中国就要了解中国的农村，了解了中国的农村，可以说就基本了解中国。

汪曾祺是一个从小立志当作家的人（这个是有根据的，而且他确实也实现了他的人生目标）。作家必须要深入到生活中去，有些是主动的，有些是被的。汪曾祺下放张家口，是被动的，但也是“意外”收获。

用汪先生自己的话说：“

这四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和农业工人（即农民）一同劳动，吃一样的饭，晚上睡在一间在宿舍里，一铺大炕（枕头挨着枕头，虱子可以自由地从最东边一个人的被窝里爬到最西边的被窝里）。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

汪曾祺青年时的创作是个现代派，在大学里还写过“别人不懂自己也不懂的诗”（汪曾祺语）。他是想努力创作的，可多是自我的“痛苦”或者“观察”来的生活（他在晚年，别人曾劝他翻翻旧报纸，找找青年时的作品出一本书，他说：“我不想干这种事，实在太幼稚，而且和人民的疾苦距离太远”）。他并没有机会，去真正感受中国农民的“痛”（生活）。这一回算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他后来的创作，趋于平实，更关注现实，多去抒写普通人的疾苦，这不能不说不与张家口这一段生活经历有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次关于他作品的讨论会上，他说“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这是他的真心话，也是他经历了丰富的人生的切身的感受。

张家口可以说给汪先生补了一课。补了一堂“中国农民课”。

关于张家口的十一篇小说，《羊舍一夕》《王全》《看水》写于1961年1962年，是写孩子的，但不是儿童文学。《骑兵列传》写于1979年，那时思想还没有完全放开，写的有点禁锢的样子。《黄油烙饼》和《七里茶坊》，许多人都说写得好，很感人。《寂寞与温暖》是写的自己。小说主人公沈沅可以说就是汪先生本人。沈沅的思想感情，就是汪曾祺那时的思想感情。《护秋》和《尴尬》写于1992年，这时的汪先生已经完全放开，这两篇写的就很有意味了。

这本集子里好玩的是还有一个《思想汇报》，这挺有意思。细看里面文字，有一段话颇有意味：

我对现在的工作是有兴趣的，但觉得究竟不是我的专长。有一晚无灯黑坐，曾信笔写了一首旧体诗：“三十年前了了时，曾拟许身作画师，何期出塞修芋谱，搔发临畦和胭脂。”（三十年前，被人称赞颇为聪明的时候，曾打算作个画家，没有想到到塞外来画山药品种志的图，搔着满头白发在山药地旁边来和胭脂）。我总是希望能够再从事文学工作，不论是搞创作，搞古典或民间文学，或者搞戏曲，那样才能“扬眉吐气”。问题即在于“扬眉吐气”，这显然是从个人的名位利害出发，不是从工作需要出发，对于“立功赎罪”距离更远。

这里面的信息告诉我们：汪曾祺实在是热爱文学的，而且是要为之奉献终生的。

这个《思想汇报》还透露了一个信息：他受农科所领导指派，到所里一个叫沽源的马铃薯基地去画马铃薯的薯块、花和叶。他汇报中说，每天早起到田间剪取花、叶，回来即伏案作画，并说明“已画成六十余幅”。

这个图谱后来不知怎么给弄丢了。实在太可惜了。如果还在，编一本汪曾祺所绘《马铃薯图谱》，那将是一本妙书。

苏北

2019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