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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报》2012年5月16日一版
《忆·读汪曾祺》在京研讨纪念汪曾祺逝世十五周年
15年前的5月16日,汪曾祺先生长辞人世。15年时间过去了,先生的音容笑貌、逸闻趣事,回忆起来仍然像是在昨天。汪曾祺为人和为文的淡泊、从容和明净早已为人所知,而此次与会者也努力发掘其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在平淡冲和之外,他的文章也有悲伤、有幽默、有反讽,甚至有批判;作为一位
在场许多人都自称是汪曾祺的“粉丝”,“苏北的热爱代表了我们共同的热爱”。而作为汪曾祺的“超级粉丝”,《忆·读汪曾祺》一书的作者苏北坦承他对于汪曾祺有近乎痴迷的热爱。20多年前,他偶然读到汪曾祺的《晚饭花集》,爱不释手。之后他一直追随汪曾祺,学习其为文和做人。《忆·读汪曾祺》一书既有作者回忆与汪老的交往片段,又有对其创作的细致解读。这本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传记或评传,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他是要写“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关系,一个人与另一个人阅读的关系”。在与会者看来,苏北对于汪曾祺的崇敬与喜爱,已经渗透到他的写作中,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文字与文风。而汪曾祺在苏北的书里所体现出来的辐射力,更证明了其经久不衰的价值与魅力。(饶翔)
2012年05月17日05:22
77岁的汪先生撒手人寰,走得非常仓促,震惊了文坛,令千千万万热爱他作品的读者黯然神伤。15年来,他的书被一印再印,据不完全统计,已出版40余种。年轻的一代又成长起来,“汪粉”的阵营越来越扩大。虽然,他生前没有任何“主席”、“委员”的职位和光环,但他是屹立在当代中国文学史册上的永远的一座高峰,盘点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人们每每都会轻轻说出:《沙家浜》、《受戒》、《大淖记事》……
15年来,他的读者、学生、弟子、追随者、亲朋好友,也一直在怀念着他。这些天里,借着他忌辰的到来,很多人聚在一起开纪念会,又或三三两两地约谈,大家都在缅怀他诵读他的作品,说起他的为人,讨论他的作品留给我们的意义所在:
诗人、散文家、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说:“怀念汪老,也是在怀念文坛的一种品格。作家活在作品里,也活在文坛的口碑里。汪老是一个可爱的老头,一个才华横溢的老头,跟他在一起很温暖。当年我们一起参加红塔山笔会时,每晚大家都聚在他的房间里,听他谈天。他当时写的诗句我还清楚地记得,"马,严肃地吃着草","大树,庄严地倒下了"。向他学习的过程中,文化修养获得了提升。”
同样参加了那次笔会,与汪老同住了半个月的《十月》前副主编张守仁也说,他曾当面称赞《沙家浜》,特别提到“智斗”一场中阿庆嫂的那段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但当时汪老笑着说:“你别看得太认真了,我是故意搞了一组数字游戏。"铜壶煮三江",是受到苏东坡诗词的启发。"人一走,茶就凉",也是数字概念,表示零。”这段话,活活地表达出了汪曾祺的为人在散淡中无时不在的幽默和智慧。
中国出版集团原总裁聂震宁说:“从新时期文学写作的意义上说,汪曾祺不是一般的作家,而是有重大贡献的大师级作家,影响了一个时期的民族精神。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文学处在一片"反思文学"、"伤痕文学"热中,汪老却拿出了《异秉》、《受戒》,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文学,它们不是那种立刻寻找意义的作品,却是中华文学中重要的一脉。”
上世纪90年代初,作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曾与汪曾祺比邻而居,都住在北京南城的蒲黄榆。“在我看来,当时那是个又脏又乱的地方,但它却被汪老写得很美,相信看过《蒲桥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汪曾祺就是这样的人,能从无趣的地方找到有趣。80年代的文学如果没有他的存在,我们的文坛将大为逊色。”
著名文学评论家何镇邦说:“汪老生前多次谦逊地对我说过,他充其量只能称为"名家",而不够称为"大家"。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他辞世15年来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我看他可以称为当代文坛的大家了!”
文学评论家、中国社科院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白烨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汪曾祺没当过官,不是"主流作家",他的创作也归不到什么流派中去,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成就了他。他是潜伏的文学先锋派,任何时候都不变的。”
还在汪曾祺生前的创作鼎盛时期,文坛和学界对他的研究就开始了。汪老去世后,这种研究不但没有停止,研究者反而越来越多,不少著名学者都在做“汪学”的专门学问,研究的课题也越来越深入。这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书,是江苏作家陆建华的《私信中的汪曾祺汪曾祺致陆建华的38封信解读》,不但披露了汪老的亲笔信等珍贵资料,还以作者个人的领悟挖掘出汪老的许多学术和文学的独特观点,是一部有深度的书。另一部是安徽作家苏北的《忆·读汪曾祺》,作者是汪曾祺的“铁杆粉丝”,追随汪老20多年,该书记录了汪老的许多逸事、谈话、为人行事的态度、高妙的美学见解,许多的第一现场亲历可以为汪学研究提供鲜活的资料。(本报记者
文坛纪念汪曾祺逝世十五周年
北京青年报2012年5月17日
2012/05/17
本报讯
二十多年前,安徽县城里的一个叫陈立新的青年职员因为偶然读了汪曾祺的一册文集《晚饭花集》,爱不释手,于是将此书全部抄在了四个日记本上;后来这位青年又到汪先生的故乡高邮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回来后就将自己的笔名起为“苏北”,之后的二十多年,他一直追随汪曾祺,向他学习写作的技巧,学习做人的道理。《忆·读汪曾祺》就是苏北与汪曾祺先生二十多年交往最完整的记录。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在上世纪90年代初时曾和汪曾祺是邻居,都住在蒲黄榆,“在我看来那是个脏乱嘈杂的地方,但它被汪老写得很美,从无趣的地方找到有趣。”孙郁认为,汪曾祺在拯救汉语方面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它与流行色保持距离,有书斋的,也有山野的。汉语的个体感觉在他那里精妙地呈现着。
近年来,大量他的佚文正在被发掘出来,包括《自画像》《昆明的春天》《昆明小街景》等小说、散文、诗歌。人民文学出版社表示,将把新版《汪曾祺全集》力争做成最具文献性和权威性的经典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