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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倪说，新购一书，让我先睹为快。接此消息，令我喜不自胜。北宋理学家程颢有诗言: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我取其前句，天下乐事何有过于新书到我手哉！书的名字叫《唐诗的读法》，作者西川，1963年出生，比我还迟生二年，1985年毕业于北大英文系，以诗人、散文和随笔作家、翻译家名于世，曾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现为北师大特聘教授，以这样的身份而论唐诗，从学术角度言，当非其所长，但他别辟蹊径，走小道，更多地以诗歌写作者的角度体会唐代诗人的写作，它在扉页上写的是:本书不是对唐诗的全面论述，而是针对当代唐诗阅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给出看法，同时希望为新诗写作和阅读提供参考。

笔者之所以关注此书，是因为文汇读书周报对此作过推介和评论，它引述作者思考说，与《全唐诗》近五万首比，清代出现的《唐诗三百首》掩盖了唐诗反映社会生活的浩瀚博大，有误导读者的意味。当然，笔者以为，选本自然只能以选家的眼光从事筛选，这不足为怪，且唐诗的传诵不衰，没有选家注家的功劳是无法想象的。同时，作者以为:唐代因为太重视诗歌创作，全体文化人，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和尚道士，甚至贩夫走卒，无不可以痴迷沉醉于诗歌创作中。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唐代社会是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的，如鲁迅所言，他们身体強壮，打着赤膊开着窗户睡觉也不怕感冒，不如后来，不但窗户关紧，连窗帘也要拉得严严实实，还时常伤风咳嗽。如果说把唐代比作一个人，它是人生的壮年，如果比作四季，它是夏天，当然安史之乱以后，尤其晚唐，那情景完全不同。

为论述作者观点，笔者不妨也加入一点资料以为全体文化人为诗人的佐证。最有名的例子有三个，一是白居易还是小年轻，一日兴冲冲去拜访前辈诗人顾况，当他看了白投上的名片，一看白居易，这名字取得有点轻狂，不禁讥讽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如今天所言，则可改为，北京房价多贵，你毛头小伙，想在此白吃白住，难啊！但当他看到他递上的诗作，有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不禁肃然起敬，改口说:有诗如此，居亦易耳！这说明顾况是识货的，同时也说明，唐代重视诗人才干的程度。另一故事，是僧人贾岛，因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一句，认为将推改为敲，也许从音节上，从意境上，更好一些，正在推敲之中，撞到了韩愈大人的马头，被他下人抓到韩处问罪。如果不是韩愈，而是胸无点墨的新贵或暴发户，贾岛也不免倒霉。谁知韩愈也是诗人，也是书呆子，当他听了贾的陈述，大感兴趣，与他一同推敲起来。这是一个什么时代，简直令人眼红，如像陈景润因歌德巴赫猜想撞到北京市长的车队上，市长跳下车与他一起做猜想一样，当时唐诗就是猜想而已。另一个有名例子，孟浩然去王维家玩，不意闯进了当朝皇帝，孟觉得自己没有官职，进来的又是皇帝，不禁急忙躲身到桌子底下，皇帝进来后问:刚才不是有人谈话吗？怎么不见了呢？王维只好把孟从桌子底下拉出，向皇帝介绍，皇帝说，早听说过了，孟的名字，听说他诗才不错，现在不妨做几句诗看看，孟为表示谦虚，只好说:不才明主弃，这让这位直率的皇帝皱眉不快:是你自己不参见科考，怎么反怪到我的头上？其实，孟还是喜欢做官的，也许由于求官心切，才写这样的诗，他后来写给张九龄丞相的以洞庭湖烟波浩渺气象的五言诗最后不是说，欲渡无舟辑，端居耻圣明，不是也表达了这样求官心切的心情吗？但这次他谦虚过头，虽欲颂圣明君王反为君王不喜，而断送了仕途。这说明在权力者面前，有时过于唯唯诺诺，反而坏事。何况皇帝也是真懂诗且真爱才者，王维是与皇帝妹妹玉真公主有一腿的人，难怪皇帝常来与他闲谈。这些轶事趣闻，虽未必全部实有其事，但当全非空穴来风。当时诗歌之盛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以此这位写唐诗的读法的作者以为:整个有唐一代，因为全体文化人太过于关注诗歌创作，全国政界经济界文化界都是诗人，使这个时代缺少了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当然，这未必是事实，不过是作者一家之言，一孔之见而已。但他以诗人角度，解读唐诗，以为古人就是今人，唐诗是生机勃勃，至今尚影响我们的创作和生活，唐诗的意义，不完全在古纸堆的尘封之中，也不完全是少数学者研究对象而已。唯此唐诗读法，可谓深得我心。同样的题目，每个人都可以写出不同内容的书，这才是唐诗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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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先生的《唐诗的读法》，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是袖珍本那种小册子，全书连附录唐诗选（其中自然少不了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及剡中诗）及其唐代社会众生相图片也不过220页多，其实说到底是作者对唐诗的一篇论文而已。作为一个现代派诗人，他更多的是以诗人的眼光看待那个时代及其诗人，比专家学者也许少一些掉书袋的毛病。一篇篇读去，自是一气呵成者，酣畅淋漓，作者一些观点是可以成为一家之言的，比如说，纵观全唐诗，其中百分之七十的诗都是应酬之作，而读《唐诗三百首》你只会领悟那没有阴影的伟大。如果我们拿《唐诗三百首》作为讨论唐诗的标准材料，其结果：第一，我们以清中期的审美标准作为我们当下的审美标准；第二，这也相当于我们以当下中学语文课本所选文章作为讨论文学的标准。谬之至也。

这话说得有些新鲜，但如果认真讨论起来，笔者还是另有愚见。一则，他以为《唐诗三百首》只是清朝人的审美观点，不足为凭。但即使他所褒扬的《全唐诗》其实也是清朝康熙皇帝帮助编纂成的，所收罗诗虽然众多，几近五万首，其实也不十分严谨，错漏不少，这是已经有很多学者不满意甚至打算重编的。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四中的《宋史》和诗歌总集中的《全唐诗》都是为后人提供大量素材而研究者表示不满的两部大书，当然大部分唐诗还是被他们收罗到了，功不可没。至于说到《唐诗三百首》，如果把它与语文课本所选录的作品而用以论文学标准作相提并论，那情况还是有所不同。不管在哪个时代，三百首终究是选录了唐诗的精华，流派作者都是有代表性的。选本对于研究者而言，自然是不够的，即使《全唐诗》，也仍然不够用于研究唐诗，还得看当时的文集及其历史著作吧，这毋庸置疑。至于说到唐诗多是应酬之作，这不成问题。唐诗的伟大，不在于是否应酬，而在于诗人即使以应酬之作，是否能够写得十分出彩。比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有诗云：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是放在任何时代，都是令人击节叹赏的。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看一个作家，不必看他写什么，而关键看他怎么写。同样的应酬之作，在某些人笔下可能味同嚼蜡，而到另一些大作家笔下却令人赞赏不已。杜甫不是写过多首怀念李白的诗作吗？他是这样的倾注深情，所用辞藻又这样真挚，谁能说它因为有应酬成分而否定它的价值呢？笔者以为，唐诗的伟大，正在虽然应酬之作连连，但他们多写出个性，写出深情，这是任何时代都难以比肩的。孔子有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实在是诗作题中应有之义。应酬之作，不过是可以群的一端，有什么不可以呢？话题扯得远一点，唐诗，而且不仅唐诗，历代多少诗歌佳作是由应酬而来的，千万不可藐视诗歌的应酬。当然，以今天的诗人学养和底蕴而言，作家笔会或在官场逢场作戏式的应酬之作倒是不足一观的多，这也是毋庸讳言的。

西川先生还说到一个观点，以为唐代诗人涵盖面太过广泛，使诗人成为一切社会成分的主流。说清楚点，就是唐代除了诗人以外，再也找不出其他身份的伟大人物，比如没有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这个论点也是让人无法苟同的。这已经有人指出其观点之经不起推敲，但他也有反驳，以为佛教经典的翻译之类不足以成就大家。他还比方说，今天我们翻译了不知多少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别的西方哲学家著作，这能成为我们今天拥有思想家的证据吗？这实在是不知从何说起。事情没有这样简单，每个时代都是积累性地循序渐进的，唐朝没有伟大的数学家吗？没有伟大的医学家吗？怎样才够得上伟大的标准？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绝不能因为唐代有伟大诗人，就一定因为诗的伟大排除了其他专家学者的生存空间。连唐玄奘赴印度取经一事就可以成就一代旅行家，一代佛经翻译家，为什么一定要把诗歌时代的浪漫性贬得如此不堪呢？文学艺术只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可能因此反而扼杀他们的其他才能。西川先生是对于唐诗的读法化过一番功夫的，他对于李白杜甫白居易成为诗歌王国的一代首领，且将永远居于制高点上，让后人无法超越的观点，笔者深为赞赏，他更以为杜甫因为安史之乱才成就了他的伟大而不可超越的观点更令人倾佩。的确，任何时代的艺术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首先是时代造就了他们的伟大，其次才是艺术家艺术以外的功夫造就他们的成功，让它们成为别人无法超越的作品而永远流传。只有深刻领略杜甫诗歌伟大的人，才配谈诗歌吧。

作者所取的书名，应该是从方法论上为当代诗歌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而唐诗是创作的高峰，无论从作者的广度和艺术的高度，都可以从中汲取无尽的养料。谁知作者逸出这样的主题，并以藐视的态度告诉读者，唐诗其实也不咋的，不必迷信，而且他们因为沉迷于诗歌创作，损失大了去。这其实是缺乏起码的敬畏之心，而且他也许扛不动这样的话题。撇开读法而论唐诗，必得将它放置于历史长河中才说得通，以唐诗论唐诗，或纯粹以这一断面文艺现象而论，都不足为凭。相比较而言，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更具有丰富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