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家辉编剧、杜琪峰导演的的《毒战》，借来一张涉案剧的皮，由孙红雷饰演的津海市缉毒大队队长张雷，一步步控制着古天乐饰演的毒贩蔡添明，由北向南，追击制毒团伙；同时这亦是份属银河映像或曰份属杜琪峰的叙事章法：游戏式的套层加上强调空间位移的剪接方式，虽然将背景完全放在内地，却依旧可以见出杜琪峰式的影像话语。当然，以上也可以看作是废话，因为无论是作为国产涉案片或港产银河剧，《毒战》被纳入今日华语电影主流工业生产体系中打量，其具备的于内地的类型片借鉴意味及跨地资本的产收实践，更堪深思。某种程度上说，《毒战》是事关“与制毒工业的战争”，而其间所建立的所谓“有进步”的尺度样貌如吸白粉与注射死等直接表现，连同一场《非常突然》式的混战一起，成为了杜琪峰对于港陆合拍片十年进程的猛烈一击，以狠辣姿态，来过摸了十年石头的桥。

对杜琪峰以往作品的“写意”观感始终对观影体验会产生一定支配效用，许多观者表示《毒战》是失却了杜氏以往风格化影像的作品，遑论叙事母题中对命运的思量。一种环回套层模型依旧建立，而渔港试探的桥段，耳机中的声音成为连接装扮成毒贩的警探们与七人组合成的统一体“黎叔”之间沟通的桥梁，这可以视为是对两个中间傀儡的利用，深层次叙事上，乃是一种沟通，这种沟通的双方互为敌手，正如古天乐或七位港片影人饰演的七人组所操持的粤语对孙红雷或郭涛代表的内地警匪，期间的沟通看上去简单得不可思议，因为中间不需要语言转换，双方皆可轻易听懂，貌似这是影片的一个bug，但若想开去，却恰似杜琪峰/香港影人北上的状况写照，大家其实在语言或沟通层面不存在显著障碍，而真正的障碍在于，如何在审查制度下保持创作活力，这又恰如古天乐以“不演之演”的表演模式来诠释狠辣的蔡添明，如何“隐忍”到最后大开杀戒、一人独活，其之于孙红雷代表的内陆警方，实际上亦是一种磨合、对抗关系。

是以，《毒战》之所以坐实“毒战”的表里，除了叙事层面颇具荒诞性亦极具银河气质的一场无人生还的恶斗之外，另是杜琪峰于即将上映《盲探》之纯粹港产形成对照的合拍实践中的辛辣一笔，如何在可被接受的度量内挥发保障市场成效的类型片创作与作者标识表征的叙事/角色呈示人心的探索，兴许未臻成熟，但此役已然打响，对于警局中“逼供”字样牌子或七人组的组成之潜在文本等意思的解读，或属过度阐释，但所能见到，确非单纯作为娱乐产品的《毒战》，而是作为一则案例或港产片前路鉴照的话题，在此意义，复可见“毒战”也许是承前启后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