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约写采访手记，2012年3月28日刊出。网版转收这里。）

　　2012年2月下旬，我接到居志刚律师的电话，他说，有个法律援助案很快仲裁开庭，问我要不要关注一下。一个洗碗女工把剩菜带回去给小孩吃，让酒店给开除了。

　　我当时就被触动了。一位母亲要有多大的动力，才能让她克服诸多障碍，带点剩菜回家？而此举的结果，却是被以盗窃酒店财物为由开除。

　　我说要去听庭。结果开庭的日期延迟，但女工已从郊县赶来市区。2月24日下午，我在律师办公室见到了洗碗女工。她很规矩地端坐在沙发上说，“我知道有错，罚几百块就算了，不至于要开除我吧，我知道是快过年了，他们杀鸡给猴看”。律师打断她的话，“你太老实了。客人吃剩的菜就不归酒店所有，盗窃更不是酒店可以认定的”。

　　律师从法律角度阐述了很多，我猜女工没太听明白。她双手搓着腿，抬头看律师，努力听讲。她老公说，上大学的儿子听说妈妈被开除，急哭了。

　　我想象着，有多少次母亲见他，急急地送上一些不太新鲜却能食用的剩饭菜，然后各自分别。而他，又要对他的“90后”的同学给出怎样的说辞，并与他们分享母爱？这让我眼眶发热。报道在2月27日的《金陵晚报》刊出。尊重女工意愿，我用了化名，也未点出酒店名称。

　　我完全没想到会有后来那么强烈的轰动效应。网上铺天盖地的指责批评攻击谩骂中，鲜有人问女工是哪位，却有很多人想揪出酒店，然后一脚踩扁。

　　紧接着，全国各路媒体的同行来了。找律师，找玄武法援中心，找劳动仲裁委，均一无所获。有人扛着摄像机，把南京的五星级酒店一一询问。

　　也有人找我问，我答应过女工不透露她的联系方式，同时也就不能透露酒店名称。以我对女工的了解，她胆小怕事，哪怕听了律师一堂课，也不太清楚作为公民有哪些法定权利———你可以就此再写很多评论，但无法改变的一个现实是，她没有力量响应媒体的号召，奋不顾身地跳出来指责谁。她可能会吓到发烧的。

　　她还有亲友在酒店工作，所以不想暴露酒店，更不愿暴露儿子———大学生吃酒店剩菜，当故事听着，人家说可敬；身边有人这样，人家可能要说可怜，甚至轻视。她不想刻意给儿子制造情境，来磨砺他面对舆论的抗压能力。

　　是的，也有人悄悄联系过来，说要给她儿子捐款。这份无言的关爱令我感动。而当媒体同行对我说，请你帮忙劝她接受采访吧，我们找人给她捐款———我会很快拒绝。

　　我不愿为了达成采访任务而诱惑谁，也不支持别人这样做。诱惑她不难，然后呢，她带着轰动效应中那么多泡沫堆积的光环，还要回到她起早贪黑、日夜操劳的平淡生活中去。谁知道她回不回得去？

　　她也没要这些。她有了新工作，她很珍惜。她没有义务配合谁的工作，去继续一遍遍重演过去。当她已不需要时，媒体还执着于一个“帮助者”的角色背后，又是什么？

　　某位同行的话更是把我逗乐了。他再三问我酒店的名字，说要帮一把女工。我始终没说。他生气了，质问我“难道你想要剥夺酒店接受采访的权利吗”？我真的无语。亲，我被你问蒙了。

　　我告诉他，这不是我的事。我只知道我有权利不告诉你。

　　曾几何时，这样的激越我也有过。可现在，突然之间，江湖越发遥远了。尤其在洗碗女工的事情上，我一度感觉，我甚至能影响到事态发展———我继续鼓动宣扬，鼓动当事人出来，然后利用网络情绪，举起道德大旗挥舞，口诛笔伐，天知道能打倒多少人！打倒一个假想敌，再投射下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还要在这样的故事中轮回多久？

　　我从不否认愤怒的价值。关键是，这里面有多少真正的建设者？谁能以理性平和，就事论事，给出建设性的意见与措施，谁有？我也没有，至少我能选择不破坏。这只蝴蝶没引起飓风，原因之一，是事件的核心知晓人，都有意识地收拢了虚荣的翅膀。

　　我也很庆幸我所在的媒体、《金陵晚报》在这一事件上的平和口径。即便如此轰动，在后续关注时，整个采编团队的一致倾向，还是给出建设性意见———除事件本身进展外，我们不需要打倒谁，而是回到触发人情绪的剩菜本身———下馆子就点一大堆菜，让有星没星的酒店收拾残局，我们有吗？那么可否从我做起，减少直到避免？

　　让小事还原为小事，让每个人对自己负责———在习惯于把小事整大，直到变异的社会语境里，这突然也成了一件大事。写到这里，我不禁摇头一笑。

　　这些文字，没有要针对谁的意思。这是我自己的反思。我借此进一步警醒自己，在采访时，尽可能不带个人情绪，尽可能尊重每位当事人，尽可能地致力于事件本身的和平解决。甚至有时连想要推动解决的念头，都不去执着———当事人一定比我更清楚地知道，怎样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因为我不是当事人。

　　我只是观察者，记录者。当别人不需要时，我把我还给自己，玩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