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腊月，马上就要快过春节了，但由于工作上的事情，方明、林亚才和我急急忙忙地要赶到新疆哈密的一个油田出差。

 

方明，上海人，那时任ABB公司在上海工厂的总经理，戴眼镜，无论说话还是办事都带有上海人的斯文和细致。林亚才，新加坡人，当时任ABB公司亚太地区销售经理，也文静得象一介书生。

 

飞机晚上八点多钟才到乌鲁木齐机场，我们计划乘当天晚上的火车去哈密。从下飞机到火车出发的时间间隔很短，我们行李还很多。下了出租车我们拉着行李就直接进了站台上了火车，走的距离很长加之平时我们三个人都属于缺乏锻炼的那种，所以跌跌撞撞，身上粘满了泥灰，气喘吁吁，满头大汗。

 

我们三个人坐一个软包厢，两个下铺，一个上铺。我们进软包厢的时候，里面已经坐了一个维吾尔族的老太太。

 

老太太穿着非常考究，皮衣已经挂在了衣架上，身上穿着开司米毛衣和高级毛料裙子，脚上穿着上等皮料的高筒靴，一看就是一位在地方有身份和地位的干部。她也许到的早，床上摆着一些透明塑料口袋装的文件，我顺便扫了一眼，文件上还有国徽图案。估计是刚从自治区开完会回家。

 

她搞错了位置，把我的下铺当成了她的铺位，已经在铺上放好了她自己的所有物品。我稍微歇了口气，掏出车票对她说：大妈，你坐错了位置，这个下铺是我的座位。还没有等我说完话，老太太就先发制人：小伙子，你怎么这样，你能让我老太太到上铺上睡吗？！我解释说：大妈，我只是跟你说一下，我睡上铺也没有关系。我就再没有说什么，就把行李放到上铺位置上。

 

车启动了，我们三个人汗还没有落。老太太突然对我们说：“你们现在民工很有钱了嘛，回家过年都能坐软卧了！”。听到这话，我看看了看方明和林亚才，他们没有说话，但我心想：我象民工还说的过去，可是那么两个斯文人怎么也被当成民工了？。

 

那段时间，报纸上经常登一些文章，报道地方政府强制工头付清民工工资的事情，于是我顺着说：“大妈，现在政策好了，国家强制要求工头付清我们这些民工的工资，今年回家之前领到了全年的工钱。回家车票也不好买，我们就买软卧车票了。

 

听我这么一说，老太太来了兴趣，问了我很多问题，比如在什么地方打工、老板对打工的黑不黑等等，我很流利地回到了她的各个问题，方明和林亚才也开始帮腔，说的头头是道，她非常满意。

 

过了一会我们收拾完了，方明、林亚才和我三人自己开始说话。林亚才是新加坡华人，能说不少中文，但一旦讲的时间长了，或讲到技术问题的时候，他只能用英语了，我和方明只好凑合着他说起了英文。

 

这时，我突然注意到老太太用很惊奇的眼光看着我们。估计她没有听懂，但她心里一定在想：现在的民工文化素质还真有了提高，还会外语了。

 

从那以后，老太太到第二天早上我们下车就再没有和我们说过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