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当郭培开始着手设计她的第一件刺绣作品时，她惊讶地发现，曾经拥有七八家刺绣分厂的北京工艺厂，如今只剩下一两间濒临倒闭的小厂。 那些曾经让数百个绣工为之忙碌的订单，或者因为时代和审美的变迁退出了历史舞台（比如绣着龙凤呈祥的丝质被面），或者已经被自动化的机器所取代——它们更便宜，也更快捷。许多在绣花针上磨练了十数年的巧手，正开始在方向盘、清洁用品或者街头巷尾的小吃摊档上摸索全新的生存方式，而硕果仅存的绣工和他们的作品，也已不复昔日“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的荣光：绣在廉价面料上的花鸟鱼虫，线条粗糙，针与针之间偶尔绽出的布底，透露着制作者的敷衍与草率。这样的绣品，通常只能在平价市场或者旅游景区的货架上找到归宿，不但与“时尚”相去甚远，就连单纯的观赏价值，也所剩无几。

如此尴尬的局面，背后亦有其尴尬的原因。

“那时，绣工们绣一片叶子，定价就是两毛钱。”郭培说，“如果标准规定，这片叶子应该用10到15针绣完，熟练的绣工们就会用10针、甚至8针完成。为了两毛钱，他们只肯做这么多。”

但这绝不是郭培想要的。

作为中国第一批科班出身的服装设计师之一，郭培曾经在中国十大时装品牌之一、年销售额上亿元的“天马”服装公司担任首席设计师，也曾经在加盟米兰诺时装公司之后，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为品牌创下3900多万元的销售纪录。1997年，郭培被评为“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也是在这一年，她创立了自己的高级订制品牌”玫瑰坊”。

“我一直喜欢刺绣，只是以前没有机会去实现。”为品牌做设计师，作品首先要照顾市场的需求，其次，还要考虑成本的控制。在“天马”工作时，郭培曾经设计过一件带有刺绣图案的大衣，但她自己评价，“很粗糙”，因为是机绣的。

有了自己的公司，郭培希望不设目的、不计代价地去做一件衣服——这是她送给自己的一个梦想。

郭培找到绣工，直截了当地告诉她们：每片叶子，我愿意付5毛钱。“为什么？”绣工们惊讶了，她们甚至还预留着讨价还价的空间——每片叶子一毛五分钱才是底线，5毛钱，这足足是预期的3倍多！

“但是每片叶子要绣50针！”郭培提出了要求。

“没问题！”绣工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其实，那时的郭培对刺绣除了一腔纯出于心的喜爱之外，也只是一知半解。绣成50针的叶子是什么样？她从来没有见过。

“我问她们，怎么绣50针呢？”郭培说，“她们拿着线告诉我：我可以把线劈成两股，还可以劈成四股。我问还能劈吗？说还可以劈成6股，甚至可以劈成8股，但这就需要用特殊的线了。我又问：50针你要劈多少股？她说，6股。我说，好，就用六分之一的线給我绣。”

以六分之一股的丝线，将提炼自波斯地毯的图案绣在透明的轻绡上，再按中国传统的手工技法裁剪缝制成旗袍——郭培的第一件刺绣作品，让整个时装界为之耳目一新，也奠定了“玫瑰坊”与“刺绣”之间不可分割的血脉基因。

几年以后，中国时装界的另一位大师张肇达终于忍不住，向郭培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你的刺绣很好，工人是哪儿来的？自己培养的？”郭培哈哈一笑：“没有，就是那些绣鞋垫儿的！”

“你开玩笑！”张肇达惊讶地说。

“真的，就是那些人，只是我給他们提的要求不一样，他们都做得到。”

20世纪的最后几年，来自欧美的时装品牌大举进军中国。在郭培创立“玫瑰坊”的1997年，Gucci、Hermes、Christian Dior在中国大陆开设了他们的第一间专卖店；已经进驻中国5年的Louis Vuitton在刚刚开放的官方网站上设立了中文专区；Giorgio Armani的高管们为了能找到一间首屈一指的店面，正在北京和上海的顶级购物中心内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谈判和较量 。而中国本土的时装先锋们，也正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快速轨道上蓬勃发展，他们之中不乏一些以中国文化和刺绣为主题的品牌。

但无论是当年，还是当下，提到“中国刺绣”，除了团龙绣凤、海水江牙、折枝花卉、鸳鸯蝴蝶，你还能想到些什么？你又是否愿意，将这些图案装饰在自己的衣襟裙摆、桌案墙壁上？

并不是它们不美，只是它们的美丽让我们觉得陌生，遥远，不知所措。即使在最封闭的年代里，我们在衬衫领口和长裤折线上仍能感受到西方时装的审美，但纯粹的中国美，却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

“假如我们的生活一直没有离开旗袍，今天在公共汽车上看到穿旗袍的女孩儿，就会像在东京街头看见穿和服或者在印度看见穿纱丽的女人一样自然。时尚和传统是可以并存的，只要想一想30年代的上海，你就能明白。但我们毕竟已经有整整一代人没有见过穿旗袍的了，在这种完全断裂的情况下，让人们再重新熟悉它，也就和比基尼刚传入中国的影响差不多了。”

郭培认为，所谓传承，不是随便从故纸堆里捡起一件就可以，你必须把最好的东西继承下来。不但要继承，还要加上新的经验，发扬开去。

从亚洲到欧洲，从印度、尼泊尔、伊朗到西班牙、法国，郭培在各种古老的民族文化中收集刺绣的灵魂：“我发现，在同一个时期，各个国家的绣法都很相近。比如我们中国的盘金绣，我在伊朗也见过，很像，在法国也有很相似的。”

起源于汉代、鼎盛于南宋的盘金绣，沿着丝绸之路，在波斯商人的马背上，穿越高山与大漠，在无数次的交易和转折之后，走进了欧洲的宫廷。这一条路，走了十年、五十年，还是一百年，今天已无人能言。我们只能遥想，那”金丝银线、嵌盘成纹”的锦缎，在彼时最繁华的城市与国度中，都留下了或多或少的印迹，又在数百年的融合与传承中，成为了许多个民族的遗产。

“如果在千百年前，大家都可以做到互相借鉴学习，文化流通，那么，在号称‘信息时代’的今天，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守着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固步自封？”

2008年，一对来自意大利的夫妇观看了郭培的高级时装发布会“童梦奇缘”。在之后与郭培的会面中，担任意大利某设计师协会副会长的妻子，激动地抓住郭培：“你这个绣法，我肯定地说是俄罗斯的，但是在俄罗斯已经没有了，失传了！”她想了想，又说，“不过，我在图案中也能感觉到西班牙的风格。”

在此之前，也曾有来自法国的同行，在看过2007年”玫瑰坊“高级时装系列之后，信誓旦旦地向郭培保证：“这是法国的一种刺绣。在法国有一间学校，学生要经过五年的学习才能毕业。为了传承这种工艺，法国政府每年拨大量的资金給这个学校培养学生。你又是怎么学会的？”

“我去法国战争博物馆看过拿破仑的军服，也把西班牙斗牛士的服装融入了我的设计。但俄罗斯？我太惊讶了！”郭培明快地回忆，“我一直在变，一直在融合。现在，我所使用的刺绣，既不完全是传统的中国刺绣，也绝非西方的欧化工艺，它可能已经是我的风格了。”

在玫瑰坊订做刺绣，一朵花瓣最少用8种颜色绣成。

“中国刺绣，强调过渡，强调色彩的均匀。染线时，一个颜色从深到浅可以分成16个色系，或者32个，你几乎在两个颜色之间看不出它的差别。在非常非常省略之后，是8个色系，少于8个，我自己就不能接受了。”

古时闺秀，一生都在绣架前度过，她们可以用一年的时间去细细描摹一幅图画，不惜工本，不计回报，手工由此成了艺术品。而在讲究效率的现代社会，“精益求精”意味着高昂的人力成本。

“玫瑰坊”的绣工，平均月工资为2000元，据说，这已经是行业内最高的收入标准了。郭培指着“玫瑰坊”总部入口处悬挂的一幅刺绣花鸟图，为我算了一笔账：“这幅图用八分之一股的丝线绣成，一名绣工要绣6个月，那么，单是我付给她的工资，就要一万二。加上料子，绣线，还有公司日常运营的一些费用，成本就要一万五。”这幅花鸟图有两本杂志大小，鸟身上的羽毛纹路清楚，但线与线之间的分隔却已经无法用肉眼分辨，如果不是特别指出，我几乎以为这是一幅传世工笔画。但它的商业利润，却远远低于艺术性。“两万没人买，一万五都难，我没办法給工人们更高的工资。”郭培无奈地说。

2007年，“玫瑰坊”在苏州设立的绣厂曾经遭遇过一次特殊的“人才竞争”，对手不是同行，却是一间新开张的造船厂——月薪3000元。”最好的绣工一定要超过30岁，要有十多年的刺绣经验。但就是这些拿了十多年绣花针的人，因为船厂的工资高，就放下针线造船去了。”

这样的事情在全国各地的绣厂陆续发生。为了多拿200元、甚至50元的工资，一些绣工去砖厂搬砖，另一些则去了糖厂炼糖。

郭培痛心疾首：“我給她们讲刺绣的文化，讲未来的路，说她们以后都会成为工艺大师，我苦口婆心地说，但是没有用，她们看不到。”

现实永远横亘在梦想之前。生存的压力，往往是艺术家们最脆弱的伤处。

为了留住受过训练的绣工，郭培必须向她们证明，坐在绣架前，她们也能获得与船厂、砖厂和糖厂一样的待遇：该加钱的加钱，实在加不起的，就增加各种贴心的福利——每年夏天发放的茶饮料，是绣工们津津乐道的事情之一。

在最忙碌的时段里——比如准备发布会时——“玫瑰坊”雇佣了100名绣工，平时，则保留在60到80人。“这些人是长期要发工资的，没有活儿的时候也要养着。我没有那么多衣服給她们绣，就让她们绣唐卡，绣画儿，10个月绣一幅，不着急。绣出来的唐卡和画儿不是为了卖，就是为了让我的绣工不断地去练手，提高她们的工艺水平。”

熟悉中国时装界的人都知道，“玫瑰坊”的刺绣是业内最好的，但也是最贵的：一件16道色刺绣过渡的高级订制时装，起价10万元人民币；8道色过渡的，起价5万元。但即便是这样的定价，在计算了高昂的人力成本和极为有限的订单数量之后，“玫瑰坊”在刺绣工艺上所获得利润，依然不足以支撑起一个现代品牌的商业模式。

“这纯粹是喜欢，没有任何商业目的。因为所有的付出，回归都是零。我不可能做推广，也没办法接大量的订单。也许它自身有连城的价值，但可能是50年后的体现。也许它是财富，但现在只能存在我这里，变现很难。”

只有真心喜爱，才能如此坚持。现在，最让郭培高兴的，莫过于接到一件要求用16道色、甚至32道色过渡的订单，不是因为它的高价，而是这让她有了一个机会，去制作一件美到极致、可以传世的作品。

“我也常常給绣工们讲，要怎么做，才能让自己付出的心血被人收藏而不是丢弃？如果从你手里出去的每一件作品都让人珍爱的话，你的生命就会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就是传统的魅力，它带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历史中的很多人的生命一起，走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