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记：博文发表后，马上有朋友告诉我：这个“蛋”不是错别字，而是撰稿人的“幽默”，想开一个玩笑，真的在说他们四个胖成蛋状了。如果真是那样，我同意@穆迦 的话：“我宁可它是笔误，因为在一部据说严肃的片子里说如此低劣的笑话，比起四大名旦红起来的时间点错误，更为可悲。”

昨晚，第五集没开始就睡着了，半夜醒来看到@逃跑的那个蜗牛截的这幅图，笑得我睡意全无！然而，一个错“蛋”可以大笑而过，可这句话本身透露出的文化人、媒体对历史真实的那种蔑视却无法让人一笑而过。

解说词说：“四大名旦”的说法是在抗战胜利后“开始在戏园内外不胫而走”的，事实是否如此呢？

早在1928年上海的《戏剧月刊》就发起了《现代四大名旦之比较》征文评选活动，许多剧评家和读者参与投稿，“四大名旦”的概念已经通过媒体广为传播。

1931年杜祠堂会上有人策划四人合演《四五花洞》，等于让梅程荀尚四人自己默认了“四大名旦”的称号。年末，上海青帮闻人组织长城唱片公司，又策划四人合灌了《四五花洞》唱片，每人唱一句。片首报名：“民国二十年，长城公司特请四大名旦合唱《五花洞》”，次年该片发行，成为长城公司的最畅销片，“四大名旦”的说法早已家喻户晓。

那么，解说词为什么要把“四大名旦”称呼的传播推迟十多年呢？很简单，因为这集的主题叫《抗争》！一切史实都必须为编导，为这个号称纪录片的主题服务。即因为这四个人在日军侵华期间，作了“抗争”，所以他们在抗战胜利后复出才被人们称为“四大名旦”。同样，片中把周信芳塞进“四大须生”也是这一个目的。京剧“四大须生”是马、谭、奚、杨，后来为衔接上谭鑫培，补出了“前四大须生”余、言、高、马，周信芳作为南方的京剧代表人物不在此列。

昨天，《新民晚报》报道说，该片导演曾这样定义《京剧》，这是一部试图借着京剧发展史，介绍近代中国老百姓的市井生活、文化生活的纪录片。看到这里我懂了，所谓“京剧发展史”实际上就是编导手里的橡皮泥，为了吻合他们眼里的所谓“社会史”，你这个“京剧”我叫你向哪里“发展”，你就得往哪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