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18日，深圳五洲宾馆之华夏厅，华联·城市山林——文化大讲堂揭幕，由余秋雨先生作主题演讲。有幸躬身倾听，听了之后，不免想想。于是，有了下面的问号。】

 

 

 

先自报一下身份，老生是余秋雨先生作品的热情读者，但不是“雨丝”。

 

自己评估，喜爱秋雨先生的笔触和叙述方式，但是没有达到那种非常狂热、如痴如醉的程度，还是够不上“雨丝”的资格。

 

同时声明，对于已经是“雨丝”的各位，没有任何的不满。

 

还需要表明一下，对于秋雨先生总是风度翩翩的出镜、四处应邀登坛布道，传布文化之道，小小的羡慕偶尔有之，反感或者妒忌，甚至嫉恨，则断然的没有。

 

对于有些专门和秋雨先生咬文嚼字、考证典故乃至个别文字的误用、进而死缠不休的人士，觉得他们最应该做的事，是做好自己的学问，如果是在做学问的话。

 

上面说这些，是亮明一个基本的态度：对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的文学成就，抱有应有的敬重。

 

所以一听说秋雨先生到深圳的文化大讲堂开讲，便急急的找有路数的网友索票，并且热心的邀请对秋雨文章有好感的朋友同往。

 

尽管也有人说，这个文化大讲堂是由“华联•城市山林”这样一个楼盘项目的发展商参与发起，似乎文化的味儿会有所打折。我倒觉得，当下文化传播这样的事情，总要有人花力花钱来做，与其请几个发型怪异、乱蹦乱跳、非说非唱、永远听不明白他吐出什么字节的前卫歌星，让发疯的FANS们尖叫狂吼，不如静下心来听听秋雨先生们的传经布道，以及去看看张永和先生们的建筑双年展。有点纷乱杂沓、光怪陆离的深圳文化生态现状，实在是需要一些平衡了。

 

文化生态这个词，是听了秋雨先生的开讲，学了“生态文化”的说法之后翻造的。

 

秋雨先生这次开讲的中心内容是剖析中国的“书面文化和生态文化”。果然是洋洋洒洒，纵横古今、融贯中外。以秋雨先生学养之厚，阅历之广，做这样的讲座，的确是驾轻就熟，雍容自如，说是给予台下的听众一份文化大餐，实不为过。

 

然而，老生终究是有点愚钝，对于书面文化与生态文化这个命题，始终认真的在听，始终是忽而清楚，忽而糊涂。散场之际，还和几位同事朋友做了一番复习和探究，呵呵，见仁见智的切磋了几回，还是未能达成什么“共识”。隔天，再细看网站上详细的记录，现场速记对于秋雨先生的话，记得相当准确清楚，而我心中的迷惑依然未解。

 

秋雨先生这么说，“我们总觉得在非常肮脏的地方，非常简陋的地方才能表现出大作品来，才能有非常好的诗句，才能有很多伟大的灵魂在那些环境生长，其实我是非常认真的研究的古今中外的文化艺术史，其实实际情况都不是如此。非常简陋、肮脏和地下生活的人偶尔成功是有的，长久的成功不可能，伟大的成功更不可能。如果他一度命运不好，他能写出大作品，原因是他曾经过过非常好的生活，比如曹雪芹这样的，比如屈原。唐代最优秀的那些诗人，他们的生活状态都不错。宋代的苏东坡、李清照、辛弃疾，他们的生态水准高于一般中国人，而且相当多，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我们如果要创造很好的文化的话，我们一定要在生态文化上取得很好的发言权，而自己也要在生态文化上有一种更优化的实践。”

 

这就是有关“生态文化发言权”和“在生态文化上有一种更优化的实践”的精义？

 

如果粗俗的来猜想，是鼓励人们来买好房子住？是为“城市山林”这样有文化指向的楼盘，做做隐性广告？不怎么像。因为秋雨先生开讲之初，就有一个婉转的声明，“讲堂在深圳，以深圳作为据点来开张的话，我们不应该看成是一个具体的物业的一种传播方式，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行为。”

 

这是秋雨先生的睿智，还有清高。

 

当然，对于“生态文化”的那段阐述，则表明了秋雨先生的一种坦诚的傲慢。他告诉大众，他对于居住在简陋、肮脏地方的人，是明显表示鄙夷的，基本断定不可能有才华，不可能“有非常好的诗句”，不可能“出大作品”。而他，在上海、在北京、在深圳都拥有住宅，享有很大的“居住自由度”（摘自秋雨先生的演讲），尽管在几个小时的讲演中，秋雨先生没有明确的介绍，他的华章美句，他的美妙作品，都是因为他并非住在肮脏、简陋地方的而写成的，但是，那种“在生态文化上取得很好的发言权，在生态文化上有一种更优化的实践”的优越感，是明白无误的。

 

因此，作为听众之一，我们一直仰起头来聆听对于“生态文化”的宣讲，结果只能坠于迷惘。”

 

读过秋雨先生《借我一生》、对秋雨先生生平有所研究的朋友，疑惑则更多一些。秋雨先生年轻的时候，至少也有过陋室苦读、甚至命运蹉跎的经历吧。要么，真是如先生所朗朗言之，“如果他一度命运不好，他能写出大作品，原因是他曾经过过非常好的生活，比如曹雪芹这样的，比如屈原。”

 

不好随便拿曹雪芹来和秋雨先生相比，因为红学家们可能为曹雪芹的一方真假墓碑争得昏天黑地，没有必要再添口水；那么，秋雨先生既然也说到了屈原，不妨就拿三闾大夫说说事儿，论证一下“生态文化发言权”和与之相关的“生态文化优化实践”的问题。

 

但是，还是有些不对。好像中学老师布置的课外读物里，有过这样的记载：“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不仅是屈原，好多写“大作品”的先贤先哲，都是在“生态文化”变得糟糕了之后，才有了了不起的著述，才为中华文明史留下了篇章。

 

这究竟是印证了秋雨先生的“生态文化”理论，还是一个悖论？

 

老生难解，于是糊涂。哎呀，“人生听讲糊涂始”，此之谓也。

 

不过还好，说上面那些话的，是相当倒霉的司马迁，老人家受了宫刑、不能住在华堂高宅、也没有居住自由度，更不可以在顶级的城市顶级的区域顶级的社区买了顶级的豪宅，然后四处作文化讲座。所以司马迁的话，不属于秋雨先生的语境，或者说，不是一个生态文化系统（抱歉，刚刚从讲堂上学来的），只能归于迂腐一类。

 

迂夫子司马迁说这段话，看来有一半是在为自己打气，因为他要有一股精气神，支撑自己来完成后来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煌煌巨著之一的《史记》，假如他先听了秋雨先生的讲道，就有可能会很自卑，不用说《史记》，大概连一点小小的文化散文也会写不下去了。

 

当然，幸好有两点：一、还可以考证，司马迁先前曾经阔过、富贵过、上过什么财富榜之类，或者在京城大都繁华地，分别购置了豪宅，身份和话事权还是大大的拥有；二是秋雨先生毕竟只是当代大家，如果他和司马迁先生掉个个儿，在大汉一朝的时候，就发布这样的“生态文化”的高论，那不知由汉以降，三国两晋、唐宋元明、至清至民国至现代，多少不能高踞华堂、饱享财富的所谓文化人等、会如何的自惭形秽，自卑得不敢动笔，即使动笔，也写不出好文章来，那中华文明史可能就是另一副样子了。

 

呵呵，幸好的幸好，先有司马迁，后有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