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霞问：“一个性工作者打胎上十次，与一个富裕人家的贤妻良母为生儿子打胎近十次，你更同情谁？进一步说：众所周知的底层的疼痛，与无人知晓的幸福掩盖下的疼痛，你认为哪一种更痛？哪一种更值得关注？”我回答，不假思索：“一点不含糊，坚决同情关注底层弱者。”

我这样回答，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后者会有更多的选择，完全可以有机会不沦为生育的工具，甘愿这样隐痛着，这就不是同情的问题了。

仔细想想，晓霞问题的指向，其实并不局限在生育健康层面，而在关注女性隐痛这一精神层面。

想起两个人，一是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一是鲁迅夫人朱安。两人的照片并不多，眉眼上颇有些神似。一样的瘦削身形，一样的黯淡神色，一样的悲怨之气，也都是藤蔓一样的寄生者，卑微懦弱，被轻视漠视，成为包袱累赘，像是被岁月浸染太久的陈旧布料，泛黄而憔悴。

相比朱安，何雪媛要幸运许多。生了一男二女，成活的只有林徽因。生儿无望，是中国旧式家庭的大忌，林长民娶妾成为理所当然，何雪媛带着女儿搬到冷清的后院，也成为理所当然。丈夫去了靠女儿，女儿走了靠女婿，何雪媛活到90岁。这么长，这么长的寂寞日子，一个女人是怎么熬过来的？期间的隐痛恐怕连女儿也无法获悉的。

女儿婚后，何雪媛随女儿同住，唯有在女儿的家里，何雪媛才得以种种方式发泄怨愤，林徽因用“无能”“爱管闲事”“没有耐性”来形容自己的母亲，有一次对朋友说：“我自己的妈妈把我赶进了人间地狱……差不多希望我自己死掉或者根本没有降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随意的发泄，显然干扰了女儿正常的生活。

没有子嗣的朱安，连迁怒的小辈都找不到，于是只能对劝说她不要卖书的鲁迅学生大光其火：“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只知鲁迅和许广平神仙眷侣似的生活，不知道另一个顶着夫人头衔的默默无闻的女人，服侍了婆婆一辈子，寂然度过了69个春秋，40多年孤独的岁月。

她很喜欢孩子，常给邻居孩子塘吃，喊他们“小宝宝”。她喜欢海婴，鲁迅过世后她写信让海婴母子同来，这当然不能如愿。是的，她大概至死都不愿意相信，她只是鲁迅母亲送给儿子的一件礼物，同时又是后院墙角那只慢慢爬行的蜗牛，是冬天里被弃之不用的扇子。她唯一的愿望，就是死后能和她的大先生埋在一起，然而这也成了无法实现的一种奢侈。鲁迅故居，那一方窄窄的天空，寄托了朱安多少希望失望绝望的心绪呢？期间隐痛，更与何人说？那些北京人听不懂的绍兴话，喃喃自语消散得无影无踪。

安然就命，似乎是那个时代女性的宿命。时至今日，为了生个儿子，不惜十几年里选择性打胎多次。这样驯良恭顺的眉眼，这样甘心地沦为传宗接代的工具，总让人有种穿越时空的错觉。究竟是缺乏抗争的勇气，还是缺少抗争的实力？

男权肆意，女权丧失。从人性角度而言，一个不珍视自己的人，绝对无法建立他者的尊重。女性的那些不为人知的隐痛，强烈的程度的确和阶层无关，而和是否珍惜自我有关。

归根结底，一旦缺少经济和精神上的独立，女性的隐痛便是命中注定而无可消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