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构想的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在中国，成为了一种现实版的实战演习：

1.你看，那个绿头发的男人在打一个小孩。

2.那个绿头发的男人真可恶。

3.所有绿头发的人都可恶。

4.所有绿头发的人都会攻击任何人。

5.那边来了一个绿头发的人，要在他打你之前就先打他。（那个绿头发的人并没有先挑衅，但被打了，很不甘心，为了自卫也打回去。）

6.你看吧！我说的没错，绿头发的人都很可恶。

7.所以，要打所有绿头发的人。

绿头发只是一个隐喻，代表着“非我族类”。这个小故事，说明了“他群”如何变成了仇恨的对象。由部分到整体，由个别现象歪曲为普遍现象，进而发展成自身真正行恶的行为。

我们稍加代入，就可以看到此恶行合理化解释的典型。

1.你看，有一些日本人在动钓鱼岛的脑筋。

2.那些日本人真可恶。

3.所有日本人都可恶。

4.所有的日本人都想抢占钓鱼岛。

5.在中国的日本人滚回日本去，砸掉他们开的店铺，抵制所有日货。

6.所有买卖日货的国人都是汉奸，砸他们的车，砸他们的店，给他们点教训。

7.所以，宁可中华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

这样的推理过程，可谓极端。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它却代表了许多人思考的轨迹，更加使人担忧的是，很多人对自己的荒谬浑然不觉。

德斯蒙德·莫里斯把人比作裸猿，把现代人比作动物园中动物。他认为，人类作为动物的互相攻击性一直存在于本性之中。互相攻击性是来自于竞争，他这样解释现代人的行为：“过分模仿高位者，旁观暴力而感到兴奋，虐待动物、儿童和弱小者；杀戮行为，以及无路可走时的自残和自杀行为，诸如此类的行为都是不正常的。”这一看法，在劳伦斯的理论中，也可一窥端倪。劳伦斯认为，人除了食、色之外，还有逃亡与攻击的本能。攻击本能形成于人类早期，人类社会形成之后，自身安全得以保障，这种本能才逐步消减。倘若自身处于极端封闭的环境之中，这种先天的生物力量往往容易外显，从而导致对他人的攻击和仇视。

人同样有选择攻击弱小的劣根性。这里的弱小，并不特指形体上弱小，道德上的弱小更具普遍性。比如买日系车的车主，在反日潮流中就变成道德弱小者，他们苦苦哀求换来的却是群情激奋、极端暴戾的行为；砸同胞日系车的人，往往自诩为爱国者，在爱国大旗下占领道德高地，他们将恣意妄为地破坏他人私人财产、损害他人生命健康的行为当成强烈的爱国表达，而以损人不利己的结局告终。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种情绪的暴发，行为的冲动，对他人冷酷、仇视，缺乏责任感和道德法律准则的行为，亦可看作是一种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而这种人格障碍的形成，不良社会环境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

人类历史上，对异己迫害的事件时有发生。权高位重者，往往因为手握权力而无人监督，把人类这种攻击性本能发挥到极致。罗马教廷就曾对异教者施行火刑，从肉体上消灭异己。现代社会中，不同意见之间辩论，也往往会以相互敌视的胜败对决而收尾。争论之时，语言的刀枪棍棒激发了当事人隐匿许久的攻击本能，如果没有规则和分寸，争论由拓展思维的初衷而变质，也是预料之中且显而易见的事。

现实的种种表明，极端封闭的环境会激发人类的攻击性本能。信息不全面，没有判别能力，使得一部分人常常表现为一根经，非此即彼，我在故我正确。付之于行动，往往导致极端恶劣的破坏行为。

极端封闭的思想源自社会的封闭性。打破封闭性，无法跳过个体意识和规则意识的启蒙。而个体意识的觉醒和规则意识的强化，有助于克制人类的攻击本能，淡化族群间的仇恨，有助于建立一个理性思考而非盲目行动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