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诽之法
——读通鉴札记之三十九

李钟琴

世人皆谓汉武之时，强汉也、盛世也。而余则谓之虚强之世也、伪盛之世也，实暴虐之世也，野蛮之世也！司马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鬼神，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诚诛心之论也。穷兵黩武之世，酷吏横行之世，何盛之有哉？

言其暴虐野蛮，非无据也。不唯民不聊生，官亦不聊生矣！二千石以上之公卿，被诛、灭族者不可胜数。而斯世之酷法，当以“腹诽之法”为最焉。

古之诽谤，犹今之批评也。暴秦尝有诽谤妖言之罪，汉初因袭之。汉文帝即位，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不意至武帝，竟开历史文明之倒车，不唯复以诽谤之罪罪人，又有“腹诽之法”横空出世矣。

腹诽者，意为虽不言而于心中暗自诽谤也。呜呼！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乎？以腹诽之法罪人，则无所不用其极矣！天下吏民何所措手足哉？虽欧洲之黑暗中世纪，亦无此野蛮之酷法也。
武帝元光三年，武安侯田蚡诬魏其侯窦婴“腹诽而心谤”，竟于次年论杀窦婴于渭城。后十余年，又有颜异死于“腹诽之法”矣。

初，武帝与御史大夫张汤造白鹿皮币，问大农令颜异，异素廉直，乃言其不便，武帝不悦。有与颜异论令之不便者，异不应，微反脣。张汤本与异有隙，竟捕异入狱，奏曰：“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异竟被诛。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以腹诽为名罪人，全仗独裁者之臆断，无须证据，乃无客观标准之恐怖法律也。遂使天下臣民，不敢言亦不敢怒，唯唯诺诺，战战兢兢，唯知阿谀顺旨、献媚权贵，进入鲁迅所谓“坐稳奴隶”之时代矣。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