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史祸，是南北朝时期最大的一起文字狱，也是继齐太史兄弟史祸之后的又一起大史祸。

崔浩，字伯渊，清河东武城（今山东武城西）人。生年不详。

北魏明远帝时，崔浩参与军国大事，初拜博士祭酒，后累官至司徒。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灭赫连昌，败柔然，取北凉，他参与策划，颇立功勋。后被封为左光禄大夫，加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拓跋焘曾对诸尚书说：“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谘浩，然后施行。”可见崔浩当时极受太武帝宠信，权倾朝野。

公元429年，北魏尚书郎邓渊撰《国记》十余卷，未成而止。拓跋焘遂命崔浩与邓渊之子、中书侍郎邓颖，中书侍郎高允等续之，修成《国书》三十卷。

书成后，最善溜须拍马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便来讨好崔浩了。因崔浩增注过《易》、《论语》、《诗》、《书》，闵湛、郗标便上疏太武帝说：《易》、《论语》、《诗》、《书》虽曾有多人作过注，但都不如崔浩注得精当。请皇上下令，收境内诸书，一律使用崔浩所注的书，令天下书生们学习。还请皇上下令，让崔浩注《礼传》，以使天下的学子们得以学到正确的解释。

崔浩被人这么一拍，心花怒放，于是投桃报李，上疏推荐闵湛、郗标“有著述才”。闵湛、郗标又劝崔浩将所撰的《国书》三十卷镌刻于石，立于路旁，“以彰直笔”。崔浩闻言，欣然同意，于是大招工匠、石匠，将《国书》刻于石碑之上，立于郊坛东，占地方圆百步。崔浩以为，将著述刊于石碑之上，可以永垂不朽，后人可得代代诵之，实乃莫大之功业。

中书侍郎高允（390—487）闻讯，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郗标乃讪媚小人，他们替崔浩出的这个主意，恐怕会给崔门带来万世之祸，我们只怕也难免一死啊！”宗钦不解其意，亦不以为意。

石碑刻好后，列于衢路，往来者莫不驻足诵读，遐迩尽知，影响颇大。

北魏政权是我国北方的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公元四世纪初，游牧于今山西北部、内蒙古等地的拓跋部建立代国，后为前秦苻坚所灭。公元386年，拓跋珪重建代国，不久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崔浩等人撰写的《国书》即北魏的发展史，他将拓跋氏先世之事写得极为详细，鲜卑族的官宦子弟们看了，大为震怒，认为崔浩不应把他们老祖宗的一些事情包括一些耻辱的历史都抖露出来，并且刻石立于路旁。于是相约来到拓跋焘面前，告崔浩存心不良，借修史“暴露国恶”。拓跋焘也很气愤，下令逮捕崔浩及参与编著《国书》的 人员。

北魏太平真君11年，即公元450年，一场大逮捕开始了。崔浩全家，崔浩之弟高览、高谠全家，宗钦等参与著述者，崔浩的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全族皆被捕入狱了。

那一天，高允恰好被召在东宫教太子拓跋晃读经，因日色已晚，便留宿太子宫中。第二天，太子听说崔浩及著述《国书》的人员满门被捕，高允也在被捕名单之列，便对高允说：“我们现在去见皇上，你不要害怕，有我领着你。到时皇上若有所问，就依从我的话。”

高允当时尚不知出了何事，便问：“为了什么事？”

太子说：“进去见了皇帝你就知道了。”

及见拓跋焘，太子说：“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贱。著《国书》全是崔浩说了算，高允听命而已，请赦其死罪。”

拓跋焘于是问高允：“《国书》皆浩所为乎？”

高允答道：“《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为；《先帝记》及《今记》，乃臣与崔浩合写。而崔浩所负责的事情多，是主编，至于主笔，《先帝记》和《今记》部分，臣多于浩。”

拓跋焘闻言怒对太子道：“允罪甚于浩，何以得生！”

太子有点害怕，忙说：“高允为一小臣，见了您，惧于天威，迷乱失次耳。臣刚才问他此事，他说《国书》全是崔浩所为。”

拓跋焘又问高允：“果真如东宫所言乎？”

高允从容对道：“臣罪当灭族，不敢虚妄。殿下因为臣为之讲经，可怜臣，欲救臣一命。但实不曾问臣，臣亦无此言，不敢迷乱。”

拓拔焘叹了口气，对太子说：“直哉！此人情所难，而允能为之！临死不易辞，信也；为臣不欺君，贞也。宜物除其罪以旌之。”于是赦免了高允的死罪。

拓拔焘赦免高允是有条件的，他要求高允起草诛杀崔浩及僚属宗钦、段承根等人的诏书，此次拟诛128人，皆灭五族（父族、母族、妻族、兄妻族、弟妻族）。但高允迟迟不动笔。拓跋焘频频派人催促，高允说：“请让我再见一见皇上。”

拓跋焘遂召见高允，高允说：“崔浩之罪，若还有别的罪状，非臣敢知；若仅以直书史事触犯皇上，其罪不至死！”

拓跋焘闻言大怒，命武士将高允绑了起来。幸亏太子在旁求情，拓跋焘才稍稍消了点气，说：“没有高允强谏，当还有数千口人死矣！”

六月己亥时，拓跋焘因高允之谏，重新下令：“诛清河崔氏与浩同宗者无远近，及浩姻家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并夷其族，其余皆只诛其身。”这样，宗钦等人的五族 才得以幸免于难。宗钦临刑前叹曰：“高允其殆圣乎！”

崔浩被关在槛车内押赴刑场，士兵们纷纷向他的脸上、身上撒尿，崔浩呼声嗷嗷，惨不忍睹。

当初拓跋焘命崔浩撰《国书》时，还特意嘱咐：“务从实录！”崔浩、高允等信以为真，谁知他们“实录”的结果是数百人喋血城南。若不是高允直谏，宗钦、段承根等参与著作者皆要夷灭五族，那可真是“当还有数千口人死矣”！

由于太子拓跋晃的保全，高允幸免于难。几天后，太子责备高允道：“人亦当知机。吾欲为卿脱死，即闻端绪，而卿终不从，激帝怒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
高允说：“夫史者，所以记人主善恶，为将来劝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举措。崔浩孤负圣恩，以私欲没其廉洁，爱憎蔽其公直，此浩之责也。至于书朝廷起居，言国家得失，此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臣与浩实同其事，死生荣辱，义无独殊。诚荷殿下再造之慈，违心苟免，非臣所愿也。”

太子闻言，动容称叹。

崔浩史祸，并非偶然。南北朝时期，拓跋族于439年统一北方建北魏政权后，因其系北方少数民族，所以，统治者们特别注意汉人的排外思想，在修撰史书方面尤为警觉敏感。修撰者在称呼、纪年、录事方面若稍一不慎，极可能触犯鲜卑族统治者。清初统治者大搞文字狱，为的就是消除汉人的排满思想，这与崔浩史狱的制造者的想法倒是不谋而合。

崔浩被灭族后，北部尚书、宣城公李孝伯秉政。李孝伯病卒，拓跋焘悼之曰：“李宣城可惜！”继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可见拓跋焘杀崔浩，并非因为对崔浩深恶痛绝。崔浩修史“暴露国恶”，是其遭罹惨祸的直接原因，这也是南北朝时期最著名的一起不折不扣极为惨烈的文字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