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
张蜀梅
1996年的夏天,我从南京大学毕业来到广州,一个月后,我进了《文化参考报》,租房子住在天河石牌村,成了一名“流浪记者”。
半年后的1996年最后一天,我到南方都市报报到,成了她的一员。负责医院新闻和突发社会新闻。
突发社会新闻,真是需要“跑”,而且,我是一跑,就五年半,直到离开南方都市报的最后一天还在跑突发社会新闻。
南方都市报最早的记者同事们都知道,我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呼机,我把这个号码给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报料人员,只要它一响,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严冬腊月(好在广州不是太冷),无论是白天,你正在吃饭,还是晚上你正在酣睡,只要它一响,广州某个角落一定有事情发生。一想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我们一定要在现场,别人有的,我们一定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我就立即回电话,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
有同事曾经表扬我说,我比消防车跑的还快,比120的车还快。
我承认,我的确跑得快,原因有三个,一是报料人怜悯我(当时全广州所有的媒体只有我一个女记者专门跑突发新闻),看我是一个女孩子,心生怜悯,总是第一个通知我,我现在还对她心存感激;第二,当时的司机轩慧(现别的报社做摄影记者了)非常敬业,他就住在二楼印刷厂旁边,真的是随叫随到;第三,是摄影记者很敬业,那时跟我最多采访之一的记者李向新,他就住在报社一墙之隔的招待所里,一给他电话他就出发。
有了这些因素,就可以保证第二天的新闻图文并茂,并赢过同城媒体。
我觉得有几个细节,完全可以写进南方都市报的发展史:
同城媒体同仁开始用手机时,我们用呼机;别人有摩托车的时候,我们用的是自行车。记得一天凌晨两点多,通讯员告诉我,东风路有一起车祸,它是一个马戏团的车翻了,狮子猴子跑到大街上了,虽然不是什么大的车祸,但有好多的动物在街上跑,又没有人能收拾好他们,直到清晨,好多上班的人都停下来驻足观看,多有趣啊。
因为距离报社很近,又为了给报社省钱---不舍得打的士,李向新就用他的自行车拉我去采访,尽管我们坐的是自行车,还是很早到达了现场。
2002年7月,我调入南方日报时政新闻中心,在这个高手云集的部门,我不断成熟,并保持原有的敬业的本色,并开始关注广东省的“单亲特困母亲”,记得为了一个新闻报道,我经常是到最偏僻的,只能靠步行的村里采访,有一篇《十岁孩子支撑起一个家》,让很多读者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2003年初,一场震动中国波及全球的事件,一条手机短信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广州传播:春节期间,从中山等地传入广州一怪病,该病潜伏期极短,一天发病,很快发展为呼吸衰竭,当天死亡,无药可治。目前,已有多人死亡,不少医务人员也受到了感染。
这就是SARS之初。作为一个医疗线上的记者,我必须冲在第一线,于是,我几乎每天出入医院,而且是去收治病人最多最严重的医院: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中山二院,中山三院,第一人民医院等等,只要有SARS病人的医院,我都去过。我甚至在护士节那天,进入隔离区,和一线护士一起,经历护理SARS重病患者。
[img][/img]
那就是一个战场,看不见硝烟,却有生命危险。说实在的,我那时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安危。只是每到晚上,家里的亲人打来的电话,询问我是否平安,才让我觉得心酸。
SARS过去了,我仍然在跑医疗线上的新闻。
由于这个线上的新闻和老百姓的生活休戚相关,有很多的感人致深的故事,于是,我在采写日常的医疗新闻的同时,发现一些素材,写成故事,就是现在影响很大的《冷暖人生》。
时间就是一条缓缓流动的河,不知不觉,十年过去了。而我,还在这里,像十年前一样战斗在新闻前线,无怨无悔,并乐在其中。
张蜀梅
1996年的夏天,我从南京大学毕业来到广州,一个月后,我进了《文化参考报》,租房子住在天河石牌村,成了一名“流浪记者”。
半年后的1996年最后一天,我到南方都市报报到,成了她的一员。负责医院新闻和突发社会新闻。
突发社会新闻,真是需要“跑”,而且,我是一跑,就五年半,直到离开南方都市报的最后一天还在跑突发社会新闻。
南方都市报最早的记者同事们都知道,我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呼机,我把这个号码给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报料人员,只要它一响,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严冬腊月(好在广州不是太冷),无论是白天,你正在吃饭,还是晚上你正在酣睡,只要它一响,广州某个角落一定有事情发生。一想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我们一定要在现场,别人有的,我们一定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我就立即回电话,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
有同事曾经表扬我说,我比消防车跑的还快,比120的车还快。
我承认,我的确跑得快,原因有三个,一是报料人怜悯我(当时全广州所有的媒体只有我一个女记者专门跑突发新闻),看我是一个女孩子,心生怜悯,总是第一个通知我,我现在还对她心存感激;第二,当时的司机轩慧(现别的报社做摄影记者了)非常敬业,他就住在二楼印刷厂旁边,真的是随叫随到;第三,是摄影记者很敬业,那时跟我最多采访之一的记者李向新,他就住在报社一墙之隔的招待所里,一给他电话他就出发。
有了这些因素,就可以保证第二天的新闻图文并茂,并赢过同城媒体。
我觉得有几个细节,完全可以写进南方都市报的发展史:
同城媒体同仁开始用手机时,我们用呼机;别人有摩托车的时候,我们用的是自行车。记得一天凌晨两点多,通讯员告诉我,东风路有一起车祸,它是一个马戏团的车翻了,狮子猴子跑到大街上了,虽然不是什么大的车祸,但有好多的动物在街上跑,又没有人能收拾好他们,直到清晨,好多上班的人都停下来驻足观看,多有趣啊。
因为距离报社很近,又为了给报社省钱---不舍得打的士,李向新就用他的自行车拉我去采访,尽管我们坐的是自行车,还是很早到达了现场。
2002年7月,我调入南方日报时政新闻中心,在这个高手云集的部门,我不断成熟,并保持原有的敬业的本色,并开始关注广东省的“单亲特困母亲”,记得为了一个新闻报道,我经常是到最偏僻的,只能靠步行的村里采访,有一篇《十岁孩子支撑起一个家》,让很多读者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2003年初,一场震动中国波及全球的事件,一条手机短信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广州传播:春节期间,从中山等地传入广州一怪病,该病潜伏期极短,一天发病,很快发展为呼吸衰竭,当天死亡,无药可治。目前,已有多人死亡,不少医务人员也受到了感染。
这就是SARS之初。作为一个医疗线上的记者,我必须冲在第一线,于是,我几乎每天出入医院,而且是去收治病人最多最严重的医院: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中山二院,中山三院,第一人民医院等等,只要有SARS病人的医院,我都去过。我甚至在护士节那天,进入隔离区,和一线护士一起,经历护理SARS重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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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一个战场,看不见硝烟,却有生命危险。说实在的,我那时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安危。只是每到晚上,家里的亲人打来的电话,询问我是否平安,才让我觉得心酸。
SARS过去了,我仍然在跑医疗线上的新闻。
由于这个线上的新闻和老百姓的生活休戚相关,有很多的感人致深的故事,于是,我在采写日常的医疗新闻的同时,发现一些素材,写成故事,就是现在影响很大的《冷暖人生》。
时间就是一条缓缓流动的河,不知不觉,十年过去了。而我,还在这里,像十年前一样战斗在新闻前线,无怨无悔,并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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