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窗共读

张蜀梅



谁说我们不谙世事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行家的慧眼


我的室友，我的伙伴

成长是痛苦的，还有教训。
母亲在窗外看着我，她的双鬓出现了几根白发，在那闪着银光。
那年母亲才44岁。她说了很多话，我只记得这一句，因为它很哲理。
这是我第一次坐上火车，我要离开家乡，去梧桐城上大学。
我的大学从1992年9月的某天开始，随之而来的是我的大学生活，我同窗共读的姐妹们，我的爱情，我的未来，都从这一天拉开了序幕。我出生在四川北方的一个小镇。为了实现展翅高飞的梦想，我坚持离开家乡上了大学。
因为买火车票很难，我最迟报到，所以在宿舍的待遇是理所应当的最差。我的宿舍是1舍108室，一进门，就看见宿舍里摆了四张上下铺的铁床，宿舍只住六人，四个下铺已被占据，另外两个人要睡上铺，靠窗的两张上铺一个被上海欧阳睡了，另一个呢，上面放满了皮箱和杂物。
一个长得十分妩媚的女子斜躺在下铺，她所有的美艳都源于她那细长细长的眼睛，眼尾稍稍地上吊，露出勾人的神韵。一些阳光照在她的右手上，她正在看一本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书。
读那书，在当时，很时髦。
她见我正在打量着她头顶的上铺，就合上书站起来，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后，慢腾腾地对我说，我是扬州人，叫高小芳，你就叫我扬州小芳吧，你来得太晚了。
她又指着她上铺上面的东西，对我说，你看，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东西，再说，我即便是同意你睡在这里，她们未必同意。
我看只有靠门边的床位空着，没有人要，因为那里很冷。
当她知道我是从四川坐了几天几夜火车才到梧桐城的，那瞬间，我看见了她眼里些许的鄙夷。
这鄙夷的目光，是我步入大学收到的第一份礼物，它通过我敏感的眼睛，传递给了我脆弱的神经。
我受了内伤。
我有些相信母亲的话，大学可能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狱。
我对扬州小芳的态度感到反感，也许，我和她在出身上存在着差异，但这些东西，无法选择，就算她出身比我高贵，但我精神比她洁净和高尚。
当时宿舍就我和她在，我一听就明白了她不愿意让我睡在她的头上，就对她说，我就住在靠门边吧，我的身体好得很，不怕冻。
就这样，我住在靠门边的上铺，四根竹杆撑起了白色的蚊帐，像沙漠里一只孤独无助的风帆。
“成长是痛苦的，还有教训。”
母亲像箴言一样的名言，我又一次想到了。
第一夜，我失眠了，夜已很深，仍然睡不着，怕吵醒她们，不敢翻身。我听见她们均匀的鼾声，窗外有风，仿佛还有树叶掉在地上的声音，秋天到了。
白天的时候，我清楚的记得我们宿舍的窗外是一块篮球场大的草坪，草已开始变黄，靠窗边是一条石板铺成的路，向东通往学校医院，向西通往男研究生楼，路边是两排樱花树，宿舍后面有一个小型运动场，下午我去打开水时，看见有几个男生在踢球。
白天的事，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那些室友，除了扬州女子高小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外，我的下铺是一个来自山东的女子李若凤，她个头很高剪着短发，前额有一排齐眉刘海，她的话很少，当她看见我时，我已坐在她的上铺，悠闲地摇晃着一只脚，她显得很大度，对我说，你只要不闹翻天，就行；和我一样命运睡在上铺的是从大上海来的欧阳婉茹，她看上去自我感觉最好，甚至没把扬州小芳放在眼里，因为班里就她一人是来自上海，显得比每一个人都高人一等，不善言辞或是不愿意或是不屑与我们交谈，上海人嘛，把全中国人民都当乡下人，她理所应当地不屑与我们说话；上海欧阳的下铺是来自北京通县的女子姜红，她有李若凤那么高，更像一个运动员，很强壮，令人顿生敬意，恐怕连男生都会敬她三分。
倒是苏北东台来的小胖子严丽丽显得平易近人，她与我说话最多，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她帮我铺床，热诚地领我去小卖部买日用品，帮我熟悉学校的环境。我还几乎知道了关于她全家人的现状，她有一个哥哥已结婚，父亲有一家生产矿泉水瓶的作坊（她说是工厂，其实只有十个工人的作坊），母亲是个十足的阔太，整天在家召集人马打麻将，但是只要父亲在外面的风流韵事不结束，父母之间马拉松式的吵架也就永远不会停止，她有些调侃似的对我说，其实他们之间的问题非常好解决，那就是离婚，但他们宁愿成天吵架，也不愿意离婚，她父亲说，离婚了再找一个老婆，可能还会吵架，与其那样，还不如就找吵了几十年的老对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她自己是父亲的掌上明珠，热爱写诗，中学时就在全国十多家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上百首朦胧诗，我对她充满了感激，羡慕，还有好感，我想如果我现在要开始交新朋友的话，严丽丽成了我大学时代的第一个好朋友，我喜欢她的率真和善良，她很信任我，甚至把她初恋情人的事都告诉了我，才一天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无话不说，形影不离。
她们就是我同居一室的同学和伙伴，我要和她们同窗共读整四载。我在揣摩她们，她们也同样地在盘算着我……
夜更深了，我更加清醒，远处传来若有若无的汽笛声，伴我度过了大学的第一个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