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乡野上曾经怀揣梦想的玉米”

——写在雪岑《自由的高度》出版之际

关于新书

几年前，雪岑跟我唠叨，说想为自己出一个集子。作为她的老友和曾经的约稿编辑，我十分期待。现在书出来了，非常漂亮厚重。抚摸着浅黄色雅致的封面，我满怀欣喜，犹如自己的书。还没有看到书时，我曾主动告诉她，我会为她的新书写点什么。可是，当这本《自由的高度》摆在了我的面前时，我却犹豫了。我告诉雪岑，恐怕写不好，因为我担心自己的笔力不够，辱没了她的文章。

不过担心归担心，对于这本书，无论作为老友还是普通读者，我都还是有话可说的。

《自由的高度》写作年份前后约有10年，其中许多篇章我已经读过，有些似乎还发表在我早年供职的报纸副刊上。全书28万字，分四辑。

喜欢此书的理由是，它让我眼前一亮：

首先，看不出性别的写作，是本书一大特色。许多书，你哪怕再不了解作者，但是只要读上几页，其性别很快就能甄别出来。《自由的高度》不同，如果你不事先了解作者，仅看文字，很难看出作者性别。这可能也是此书卓尔不群于眼下众多女性随笔的最大亮点。其实，我并不反感和拒绝性别写作，作家许多时候就是根据个人经验写作，而性别写作的确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和魅力。比如女性作家的作品的细腻与敏感，男性作家就望尘莫及。关于这点，男性并不否认。汶川大地震一周年，我和几个媒体朋友去映秀参加一周年祭大会，回来应邀给某媒体写稿时，同去的男记者叹息着问我：“很奇怪，为什么你们女的，总能看到那些我们看不到的事物？”

尽管如此，一部能超越性别、有思想的作品更能让我肃然起敬。

这不是我独自的看法，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清华先生在《自由的高度》一书序中如此评价：假如有一个不狭隘的读法，我愿意将这本书看做是一部思想的纪录，而不只是当作文类意义上的美文来读，因为它的锋利和姿势，它的及物性和批判力，它的活的气质和现场感，容不得我仅仅用“文学”或“诗意”来解读它。

我觉得雪岑充满了思想的刀光剑影、犀利又俏皮的文字是配得上张清华先生的评价的，而张先生的评价也是非常中肯的，至少是诚实的。

其次，理智与情感。就我个人经验而而言，女性写作较容易落入絮叨的樊笼。《自由的高度》则不然，观点鲜明，行文干脆，毫不拖泥带水。比如《王朔四宗罪》等文的犀利，就让我对外表柔弱的雪岑有了新认识：原来，小女子尖锐起来也能这么所向披靡！难能可贵的是，她虽然在本书中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一些人，但你很难对此产生不以为然的情绪，这也从侧面显示出作者大气的文风，像她豪爽、坦荡的为人。犀利不代表就要人身攻击，作者用自己的直率和理智表达自己的态度：我可以批评你的行为，但我维护你作为人的尊严。所以，她的尖锐从来只是对事不对人。

我尤其喜爱《午后的悬崖》一文，此文描写的是生命与尊严，行文充满了悲悯：

“一个17岁的孩子，在极其困窘的情况下发现了一棵糖，他弯腰把它捡了起来。这种单纯的喜悦，与海盗劫到宝藏图时贪婪的喜悦不能同日而语，因为这块糖果没有染上罪恶”，而“我想那孩子即便将来长大后成为国王，也不必为此羞愧”，反而，“整个世界都应在这个孩子面前羞愧和悲哀”，并“表示深深的歉意”，为什么呢？“为人间没能给予他应得的关爱和抚慰”。

你体味出字里行间的悲悯和情怀了吗？说实话，我读这段文字时，几乎看见那个孩子就在我的面前。

还有《一株玉米下的美学疼痛》一文。该文是雪岑阅读毕飞宇的小说《玉米》后的感想。我之所以喜欢，碰巧当年我也酷爱《玉米》，并和雪岑一样，为玉米们流过同情的眼泪。雪岑写道：“玉秀和玉秧，她们无一幸免地被生活所强暴，最终低下头，不再憧憬不属于她们的未来和远方，满怀成长的伤痛，彻底融入生活，从少女变成通晓世故的女人”。

要怎样的情怀，才能体味到这样无奈的伤感？难道不是吗？对于女性，最大的悲哀并不是任命运宰割，而是不甘、挣扎后，不得不无奈地放弃抗争。所以，我深深附和作者，并叹息不断：我们都是乡野上曾经怀揣梦想的玉米！

但是，我也想安慰作者：所幸，我们这两棵老玉米仍在逐梦途中。

《自由的高度》一书许多值得大家反复细读的文章，限于篇幅，我只能就此搁笔，无法为大家一一介绍。 

关于我俩

关于我俩，本来可以省略不写。因为雪岑在本书中已有较详细的交代，最后一篇《梅姑娘之谜》写得就是我俩的故事。考虑到故事的完整性，我略补充几笔。

其实，雪岑年龄比我小。我也不明白她为啥叫我梅姑娘。我时常坏笑着想，她该不会是笔误吧？比如，本来是想叫我梅姑，结果不小心叫成了梅姑娘。不是说，“姑娘”叫不得，我父亲至今还“姑娘”长“姑娘”短地叫我。十几年前，舒婷姐送书给我，扉页上也称呼我为“杜梅姑娘”。

好吧，姑娘就姑娘吧，虽然年纪早已是姑娘她妈！

正如雪岑在书中所说，2009年，我们在神交了多年后，终于相聚在深圳。初次见面，我迫不及待地问她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她也被我问蒙了。后来，经过我俩奋力回忆和抽丝剥茧，终于查明了真相，原来，她是我的作者——我曾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副刊编辑。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是被戏称为浦口农民讲习所的大学校友，并且，我们拥有多名共同的朋友。还有一点小交集：我们的孩子都在一个国家留学。

如果我没有记错，我应该是在九六或九七年开始跟雪岑约稿，并因此成为朋友的，遗憾的是，我们一直没有机会见面。2002年，她随所在报社由济南来深圳考察，恰好其中一站是来晶报做客。那天不知为什么，我没上班。第二天，报社副总转告我，说济南的一个朋友找过我，是个女的。我一听就知道是雪岑，大明湖畔，我只认得她。那次没见着，真的非常遗憾。此后，我们再也没机会见面。直到2009年，我们才见了第一面。大概神交已久，初次见面，我们毫无陌生感。故此，我才迷迷糊糊地问她：我们究竟是怎么认识的。

人生就是这样，你永远都是在不知情中得到或失去。

我有两个闺中好友，无论何时打电话给我，她们的声音里永远充满着没法抵挡的热情和惊喜，雪岑就是其中一个。不同的是，雪岑身上还有一股子罕见的男儿豪爽劲儿，以至我时常打趣她投错胎了。可是，她也时常让我糊涂，因为许多时候，她的天真、妩媚和娇嗔，叫我这个同性，也不由得不抿嘴儿窃笑。作为一个工作是写字的女人，雪岑的文字充满了力量和质感，但实际上，生活中她是嘻哈的，极少尖锐，更少尖刻。她喜欢电影，因为喜欢帅哥；她还喜欢照顾人，可惜我一直没捞着机会被她照顾。我们最近的相约是：将来一起游黄石公园，一起当奶奶和外婆。也许到那时，我们真的就是两棵自得其乐的老玉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