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研究对象的定位——“经济公民”转向“社会公民”。经济力理论把跨国公司定位为“经济公民”，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也正是以此为前提，来研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原因和行为规律，但偏重于权利。而当跨国公司的身份转化为“社会公民”时，它的权利和义务都发生了变化，在尊重权利的同时更关注其对社会、环境的责任和义务。跨国公司“社会公民”的定位，使新的跨国公司理论——社会力理论更加适应了时代、更加大了理论的解释力度。

3．研究方法的回归——社会力理论的研究方法是“道德哲学”。其实道德哲学本来就是经济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经济学原本就出于哲学。众多经济学家都是哲学大师，如：以《人性论》扬名的哲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亚当"斯密（1723～1790）的第一部著作就是《道德情操论》，然后才是《国富论》；八岁之前就可以阅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大家原著的英国天才约翰-穆勒（1806～1873）首先出版的书就是《逻辑系统》，随后才是经济学著作。还有许多哲学功底深厚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教导学生注意哲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还有应用哲学的方法研究经济的著作如《有闲阶级论》、《新教伦理学》等等。然而，哲学的逻辑理性在研究哲学时突出因果关系，不能因果倒置，但是，那些抛弃哲学研究的经济学，一会儿说价格决定供求，一会儿说供求决定价格，总无定论。实际上对价值、等价交换、自由、所有权、公平等基本概念，如果离开了哲学就不叫科学的经济学。然而，在抛弃哲学的研究方法以后又试图求援数学，使经济学数学化，在数学工具的选用上几乎覆盖了一切数学领域。然而，这其中充满了对数学的误用，甚至借数学的科学名义进行虚假的伪科学的传销。数学本身和哲学有着内在的渊源联系。如果认为应用了数学就是科学，而忽略了与哲学的一致性，任何学科都无法因此取得科学的地位。目前，经济学离数学和哲学的结合还相距甚远。当经济成分中，精神产品的总量超过物质产品时，经济学的理论对精神产品的解释乏力；一切经济学基本概念都针对纯物质商品定义，需求理论对最能反映交换本质的非货币交换自然也就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其实，经济学与哲学本来应该是紧密联系的。最基本的概念“价值”原本就是哲学概念，从经济学建立以来就应该保持与哲学的一致性，可惜的是经济理论研究偏离了哲学的本原。任何学科发展到极致，都必然地回归到哲学。经济学必须回到与它的出发点相一致的道路上来，否则就是经济学的终结。

跨国公司理论是企业经济学的分支，它的发展完全应该回到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哲学上来。其实，反映跨国公司交换本质的非货币交换，本身就是企业的社会伦理关系，也只能由道德哲学来解释，并运用道德哲学的基本方法来研究跨国公司新变化，形成本原经济学的跨国公司理论，从而走出传统跨国公司理论研究的俗套。

4．研究内容的重心转移——以研究跨国公司产生、形成、发展及其运行机制为主，转向研究跨国公司使命、目标、及其新的运行机制为主。随着环境与条件的变化，跨国公司行为也与过去不同了，跨国公司理论研究的重心，也转移到研究跨国公司新的使命、新的目标、新的运行机制上。

跨国公司社会力理论的意义 
跨国公司社会力理论的意义，主要在于它适用于时代的所有跨国公司，可以用来解释在新的历史时期跨国公司行为的新变化。当今，无论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它们的国际经营行为，都遵循一个标准，那就是承担社会责任、与人文社会自然环境和谐共生，因此，社会力理论的诞生不仅合理解释了跨国公司的行为，而且为跨国公司发展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