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哥开“奔的”回乡逼公司解除合同不理智吗？

2005年初，杭州市投放了一批奔驰车，在大街小巷跑出租。但“奔的”自投放市场以来就遭遇了叫好不叫座的局面，出租车司机长期亏损。而出租车公司由于收取了“奔的”的哥们的租金，不但不亏损，扣除成本还有少额利润。在杭州开“奔的”的六名河南西华籍出租车司机与大众出租车公司多次协商退出承包经营无果的情况下，无奈将他们承包的六辆奔驰出租车开回了老家，并向当地公安局报案说明情况。后经过艰苦谈判，出租车公司与西华的哥们最终达成和解协议。

从这件事的行为表象上看，西华的哥既然已经与大众公司签订了雇佣合同，他们就应该遵守合同。亏损的一方怎么可以开车逃跑呢？若按照的哥们的想法，大家以后还怎么签合同做生意，反正亏的一方可以随意反悔。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过激行为，他们应该增强法律意识，不能采取非理智办法解决问题。但是，这件事折射出的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更多反映出的是深层次的经济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雇者经常并不真正具备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处于分散状态，没有组织的杭州的哥，根本没有单独与雇主（大众出租车公司）平等协商的筹码，因此的哥凭借自身力量无力保护自身利益。由此他们在签订、运用以及解除合同时的弱者地位显而易见。此时双方签订的雇佣合同帮助雇主既可以束缚的哥，又可以躲避应该分担的市场风险。由于长期亏损，当杭州豪华“奔的”的的哥们要求解除合同的同时，必须交纳四万元违约金作为退出成本，又与公司协商无果的情况下，这些的哥们意识到自身的弱势，必须寻找一个相对平等的平台即依靠政府。让政府作为第三方，监督企业与弱势一方（杭州的哥）的谈判。只有这样才能使双方在一个相对平等的平台上对话，从而真正保护杭州的哥们作为弱势一方的利益。

本应该作为市场中第三方力量的杭州市政府，在此次事件中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当初，杭州市政府为了提升城市形象，向出租车市场投放了100辆豪华奔驰E200，大众出租车公司通过竞拍取得25辆“奔的”的经营权。可以说，杭州市政府参与了出租车市场中企业的经营决策。现代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是维护市场中的交易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易，尤其当双方的力量不对等时，保护相对弱势的一方不受到伤害。而企业才是市场经济中的主体，政府不能也不应该参与或干涉企业的经营决策，应该让企业自主独立决策以及承担市场风险和收益。杭州出租车市场是否需要投放豪华出租车以及需要投放多少辆，都不是杭州市政府说了算，而是要看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收入水平是否达到与之相匹配的程度，由相关企业决策和投资。杭州市政府无视市场的作用，一味为了城市形象而提高出租车的档次，这必然会导致决策的失败（投放的100辆奔驰近六成在车库，只有40多辆上路而且长期亏损）。当市场证明决策错误时，杭州市政府选择了沉默，出租车公司选择了合同，而市场带来的风险全部由出租车司机承担（继续亏损或解除合同缴纳四万元违约金），难道这是公平的合同吗？市场收益和风险本来就应该是相对等的，却由于作为分散个体的出租车司机处于弱势，使他们不得不在合同的约束下承担全部风险，而处于强势的大众公司和杭州市政府躲避了自己应承担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杭州豪华“奔的”的哥找杭州市政府及其下属部门作为第三方协调此事怎么可能成功呢（公司让他们找信访办，信访办不受理）？因为杭州市政府根本不可能站在一个完全独立的立场来解决此事。另外，的哥们也不可能向法院提起诉讼。他们清楚，自己与大众公司力量非常悬殊，在运用法律维护各自权益时，必然处于弱势。并且由于法院审理制度的低效率，在长时间双方的对持下，企业相比个人更可能会利用自身力量影响到法官的意志。的哥们不仅无法承担长期对持中给自身造成的重大损失，而且他们对法院判决结果的预期也是不确定的。

经济学认为，人的理性是在约束条件下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西华的哥开“奔的”回乡逼公司解除合同并不是不理智的，而是他们作为一个经济人，自身思想意识理性自发形成的。西华的哥通过回乡向当地公安局报案的方式，寻找到了一个既完全独立又相对平等的谈判平台，从而实现了自身利益扩大和退出成本减小的目的。面对同样情形，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做出与西华的哥相似的行为。虽然事件的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协议，违约金由四万降为五千，但这件事留给我们的启发很深远。在市场经济中，我们不能轻易相信一纸合同就能保护我们自身的利益，必须建立合理完善的退出机制以及作为第三方的政府机构完全独立和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