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话，这些人士表错了情，寄错了希望。这起事件之所以闹到如此地步，虚假照片之所以一直搞得神神秘秘，就是因为，各级林业行政部门与当地政府很可能是虚假照片的合谋制造者。“纸老虎”如果不被戳穿而被当成真相，各级林业行政管理部门及当地政府就将从中获益，比如获得国家的珍稀动物保护资金。最起码，维持一个老虎谎言，可以吸引好奇的旅游者，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从而给官员们创造出更好的政绩。

　　还有人曾经呼吁公安、司法部门介入来调查真相。问题是，这一事件并无具体受害人，即使有人充当公益诉讼人，也无法举证自己受到何种可见的伤害，公安、司法机关有什么理由介入？进一步说，即使司法机关介入，按照目前的司法制度，司法机关也未必有能力、有意愿对真相作出独立于政府的判断。

　　回过头来看，其实不需要行政部门、司法部门介入，在过去一个多月中，仅靠大体开放的舆论，依靠各方面专家的积极参与，纸老虎的真相其实已经大白于天下。但是，没有政府的盖棺论定，人们似乎总是觉得不踏实，对已经获得的真相、真理(在英文中这是同一个单词：truth)，并不是那么有把握。

　　这样的心态可以理解。长期以来，人们生活在一个事实、真相、真理由政府垄断并自上而下发放的制度中。什么是真理，可以了解什么样的事实，什么东西算真相，人们只能被动地接受一个单一的权威的决定。但事实已经证明，这样一套真相发布体系未必能够发现真相，反而会遮蔽真相。一个社会要维持其正常秩序，当然需要民众及政府均掌握足够的事实、真相。这包括历史真相，也包括关于经济运转状况的真相，更包括关于民情、民意的真相。为此，政府借助其复杂的信息采集系统发现事实、加工数据，并公布真相。

　　只是，这样一套单一中心的真相发现体系是难以正常运转的。首先，任何政府都倾向于向民众隐瞒一些信息，而这样一套体系可以让政府十分方便地做到这一点。其次，即便是在政府内部，这样一套体系也无法让上级政府掌握基层的真相，因为，下级政府有足够的激励欺上瞒下。上级政府被迫寻找一些替代性办法，比如派出调查组、巡视组、编辑各种内部材料等，打破下级政府对自己的真相封锁，但效果未必如意。

　　唯一可支撑社会秩序正常运转的真相发现与发布体系是以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和专业自治为基础的多中心的信息搜集、公共辩论与真相发现、发布体系。政府当然可以发布信息，但是，政府不应垄断真相。相反，真相只能在多方参与的公共辩论中呈现出来。同样，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任何人包括政府，都不可能具有独家发现真理的天赋，真理只能透过理性的辩论自己呈现出来。

　　因此，人们假如希望掌握关于社会、政治、经济等等公共领域的事实，了解真相，接近真理，只是眼巴巴地盯着政府是愚蠢的。谁迷信政府，谁就不可能得到真相和真理。相反，真相和真理存在于社会公共空间中，存在于无数人的理性辩论过程中。

　　在这样的真相发现与发布体系中，专业自治团体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因为，识别真相、真理是需要专业知识的，而要进行这种专业判断，找政府无济于事，只能依赖专业人士。假定纸老虎事件被人提交法庭，法官也必须传唤相关领域的专家证人进行辨识，他自己并不具有这种能力。那么，今天，很多专业人士已经发表了自己的专业意见，并且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还能指望什么呢？

　　这样的真相、真理不像官员发布指令或法官发布裁决书那么斩钉截铁、清晰确定。但是，社会生活中的真相、真理，本来就不可能像数学、几何、物理学那样清晰确定。没有人有能力重现周正龙自称拍摄了老虎的那段时间的全部经历，所以，关于那些照片的性质的判断，不可能像2＋2=4那样确定。即便是在法庭上，法官也不可能发现真正的“事实”，而只能透过司法程序拼凑出基于证据的事实。

　　很多人不愿忍受这种公共空间中通过辩论得出的结论的模糊性，倾向于在社会生活中追求数学般的确定性。恐怕正是这种心理倾向，使人类在很多年代里把发现、公布真相、真理的权力轻易地给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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