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市某中学，原教学楼和住宅楼在一个院子里，后来中间横添了一道“柏林墙”，将教学区和住宅区隔离开来，原来老师们从家里到办公室步行五分钟就到，现在要绕行三华里，也得开车或骑车了。

本县某中学，原校门向西开，穿过一段约两百米的巷子便是繁华的商业街。后来老校门被封闭，向东另开了大门，新大门出门是汉江，这样一来人们干什么都不方便，原来只需步行十来分钟就搞定的事现在得开车或骑车绕行一大圈（现在老校门已重新打开）。

本省的几所大学，都是占地几千亩的大校园，原来的家属楼就在校内，但现在有政策，校内不能建住宅，教师员工只得在数公里外团购住宅，这样上下班也得开车了，无疑又增添了拥堵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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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比比皆是，当然这里面可能各有原因……但这种舍近求远的做法都忽视了一点——绿色出行。

上海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对上海市每天数百万人浦东浦西来回跑、开车或挤公交地铁的现状颇有微词，为什么不能让工作区和生活区更近些呢？纽约和东京划分功能区的做法是外国人犯的一大错误，东京城几乎把地下都掏空了，但还是缓解不了拥堵，日本人对此悔之晚矣。我们国内的某些决策者本该吸取此类教训，但却在东施效颦，人为地将生活区和工作区弄得很远，逼着更多的人开车上下班，让城市更加拥堵，向空气中排放更多的汽车尾气。

诸教授说，要绿色出行，先要办“绿色党校”。当然这里不是说要在党校里多栽树，而是指教育我们的领导干部决策要有环保意识。

就拿我上文的某局机关例子来说，现在提倡简政放权，机关人员应逐步精简消肿，办公楼面积应该缩小才是，有必要在郊外新建办公大楼吗？原办公楼这么多年不是一直用得好好的吗？新建办公大楼恐怕主要不是工作的需要，而是阔绰和奢华的需要，是热衷于基建的需要！决策者压根儿就没考虑绿色出行的问题。

至于那两所学校，堵校门，建“柏林墙”，何许有从安全角度考虑之意。校园安全确实重要，但“封”和“堵”并不是治本之策。一堵高墙不排除可能挡住了“十年一遇”的个别“坏人”，但也挡住了更多“好人”的出行，让大家的工作和生活都变得十分不便。更严重的是逼着大家都开车乘车，增添了城市拥堵。我们每个人都在抱怨拥堵，而自己又是制造拥堵的一分子；每个人都痛骂PM2.5超标，而自己却天天开车向城市排放尾气。造成这种矛盾现象的主要责任是我们的决策者头脑里根本没有环保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