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先生题：读了《一个中科院退学博士平平静静地说说中国的科研》（来源：张磊的日志）《北大教授饶毅、清华教授施一公等海归科学家揭露科研经费黑洞：要拉关系》《专家学者热议科研潜规则》（来源：楚天都市报2010.10.9），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心情十分复杂：震惊、气愤、悲哀……然而审丑已疲劳，欲哭已无泪，抗争却无力……说实话，我真希望没读过这些文章，作者不该写这样的文章——让我们永远像小孩子般地天真和单纯，保持着对科学家对科学界那份敬仰、那份美好和神秘。因为我们在做小学生的时候很多人都立志长大后要做爱因斯坦、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家；即使在今天当我们听到钱学森、袁隆平这样的名字时也是肃然起敬的。但是，如果我们总是在美梦中，那么一旦醒来发现现实是如此的丑恶无情，其心灵所受的打击可能更严重。所以我还是转了这几篇文章，让更多的人及早知道真相。在中国尽管现在说真话的环境还不是很好，那两位海归教授因真话触犯了某些既得利益者正遭受冷落，但起码有地方可说了。“即使你没有勇气说真话，但你应该为说真话的人鼓掌。”知道真相的人多了，对科技教育界总可以施加一点压力，或许能让高层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促使有关方面改弦更张、改邪归正。

一个中科院退学博士平平静静地说说中国的科研

离开中科院将近两年了，早想写一些东西了。但好几次都是提起笔又放下了，有时候是因为不想写，有时候是因为不忍写，有时候是因为不能写。
      但是我终于还是鼓起了勇气，准备写一些东西了，因为我分明感觉到岁月的激流不停的冲刷着我的记忆，往事被一片一片的剥离，越来越残缺了。
      写下来总还是能更长久一些，当然不奢望永恒。
      2006年1月，我正式地向中科院某所递交了退学申请。在经历了将近半年的煎熬后，我平静的搬出了青年公寓。实验的不顺，前途的渺茫，和老板的争吵，以及其他纠缠不清的种种，都突然消失了，我很轻松，而且有久违了的平静。尽管2006年整整一年我还是有很大的压力，但我很快乐，在经历了阵痛后，我成功地实现了人生的转折，2007年4月1号，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归宿，这里没有封闭的实验室，没有没完没了的实验，每天不用面对老板不切实际的妄想，前途也似乎不像以前那么渺茫。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从事的是我喜欢的事业，我愿意为此奋斗。
    在中科院呆了三年多，必须承认，我得到了很多锻炼和提高，逐渐变得理性，客观。
退学又让我变得独立，沉稳，坚强。
    现在的生活让我平静，乐观，自信。
    痛定才会思痛的，我常常想中科院到底给了我什么？细细想来，其实收获还是很多的。
科学院彻底的改变了我的许多价值观，比如，现在我不再崇拜学术活动，而是只把它看成一种普通的职业，没觉得他比其他职业更神圣。尤其是现代的学术活动，更是越来越趋向于职业化，规范化，越来越依赖于大规模的投资和规范化的管理。科研活动也并不一定需要高智商，因为创新活动越来越规范化，创新也就变成了一种技能，既然是技能，理论上说，只要经过系统训练，谁都有希望掌握这种技能。所以，在我眼里，科学家也就变成了一种普通的职业。科学家并不意味着聪明过人，而仅仅代表他有某一领域的基础知识，有比较规范的思考方式，有理性客观的态度，能用一些实验（具体的或抽象的实验模型）检验理论或假说。
科学院还让我比较深切的感受了中国学术界的种种怪现状。
    （一）中国独特的科研基金审批制度是学术腐败的温床：我们的科研基金大部分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科学家们需要向政府部门申请。在申请的时候，需要说明课题的科学意义，应用价值以及可行性。审批通过后，拨付科研经费。
    这是由于我们毕竟是穷国，没有太多钱，所以只能严格审批，有选择的支持，这没有错。但正是这一制度，催生了种种怪现状：
    1，埋头做学问的不一定有经费支持，整天跑关系的财源滚滚。这是很显然的事，政府有权分配经费，这一权力难免要寻租。
    2，科学界的拉帮结派。在审批时，需要专家出具意见，又由于近代以来，科学研究分工越来越细化，所以一个课题，全国也就寥寥几个专家有资格出具审批意见。那么很显然平时在这些圈子的人脉方面投资时间和其他资源是很值得的。这样就导致帮派形成，你审我，我审你，互相吹捧，互相抬高，形势一片大好。最终把钱忽悠到口袋里。
    3，课题立项全是高精尖。由于科研经费的有限，所以讲究好钢用在刀刃上，要把大部分经费在最有价值的课题上，这就导致科学家们申请课题时个个都是高精尖项目，个个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项目，但其实个个都是虚张声势，一片浮躁。那些扎扎实实的不怎么招摇的基础研究项目逐渐被边缘化。
    4，去探索未知世界前，却要求先拿出地图。学术活动是创新的过程，创新是探索未知领域的。而探索其实严格来分析是不能规划的，或者至少是不能非常具体的规划的。而我们由于审批时需要拿出科研项目的具体材料，所以就需要科学家们事先把学术活动规划好。这就好像探险家们在探索一片完全未知的原始森林前，先要求他们画出地图。这是很荒唐的。
    5，科学家也会傍大款，傍大腕。一些“小老板”（没有多少影响力的科学家），通过自己的努力是很难申请到经费的，于是他们就努力跟大腕们拉关系，申请经费时写上这些大佬的名字，名曰“共同申请”，比较容易拿到经费。实际上这些大佬们手下课题少则十几个，多则几十个，根本管不过来。经费拨下来后，就由着下面的人折腾了。
    6，一些比较有钱的科学家们拼命铺摊子。一些科学家在申请到经费时，不是埋头做课题，而是拼命买仪器，扩张实验室。我过去师从的老板实验室规模十分可观，从分子水平到细胞水平的实验啥都能做。这是为啥呢？其实仔细分析很简单。实验室成规模后，就比较容易申请到课题了，一年立好几个项，有做遗传的项目，有做发育的项目，有做免疫的项目，这个项目申请不下来还有那个，风险分散了，经费就有保障了。

（二）重立项，轻验收，导致很多课题不了了之。
立项时轰轰烈烈，验收时马马虎虎。因为验收时还是专家评审，而这些专家其实都是圈内人，你评我我评你，互相都得给面子。不管做得怎样，只要能发几个文章就行。
    （三）再说说我们的研究生培养制度。
其实研究生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但现在很多人以为研究生是硕士，博士就是博士。这是一个小题外话，我只是想说，以下我说的研究生包括硕和博。
    我们现在的培养制度是，以论文为硬指标（目前有少数地方有改革）。论文已经成了指挥棒，老板需要论文给评审专家交差，学生需要论文毕业。不同的是老板需要高水平的论文，有利于自己升官发财，或者混个院士啥的。学生则是能毕业就行，这就是矛盾。但一般因为具体科研活动需要学生去做，所以大部分文章都是刚好够毕业就行。谁都明白做个大文章谈何容易，有很多课题理论上分析就得五六年，而且探索未知本身有风险，一般学生不敢冒险，万一五六年后课题做不完，或者做不成功。毕业就困难了。所以导致我们的文章数量多（因为每年毕业的研究生数量多），质量普遍不高，或者简直可以说很低。浪费了大量的科研资源。同时也浪费了大量的研究生的宝贵年华。
    我们的科研害了谁？
    害了老板们，我们的好多科学家都是从国外引入的，他们在国外做的很好，发的文章都很有水平，为什么一回来就都被阉割了？
    害了研究生们，我们的宝贵年华，我们的纯真梦想，都在一片浮躁中慢慢耗尽。逐渐变得呆头呆脑，谨小慎微，没有眼界，没有胆量，没有开拓精神，没有创新精神，也没有了为科学奋斗终身的激情，只是盼着毕业。这样的生活不是在做科研，而是在生产论文。
    我们的科研帮了谁？
    帮了美国，帮了英国，帮了日本，帮了德国。
我们的科研活动每年消耗大量的仪器和试剂以及其他实验耗材。而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进口的。就拿生物学来说，大部分仪器都是从日本和德国进口的，大部分试剂都是从美国进口的，价格高的惊人，我们买的数量也很惊人。而这些东西都在热热闹闹的所谓科研活动中消耗殆尽。投入是看得见的，产出却没影了。就那生物学领域来说，全国每年能发三五篇顶级杂志的文章就高兴的庆贺半天，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同时我们为美国培养了大量的熟练工人，我们的很大部分博士毕业之后，都到了美国做博士后，说白了就是廉价劳动力，为美国的科研殚精竭虑，耗费青春，等到“人老珠黄”，再回国混个教授当当，又淹没在中国科研的滚滚洪流中。

中国科研文化及现状之担忧

这是今天Science的一篇社论。题目很简单，只有三个单词；篇幅很小，仅一页；但三张图片很值得深思，一张是饶毅教授，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另一张是施一公教授，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最左边是一叠叠百元人民币。

      近两年，Nature和Science上评论中国科研体制的文章并不少见。但往往都是劝诫工作在科研一线的学生，研究者要正视问题，不同流合污等。但像饶毅教授和施一公教授如此直白、如此一针见血的评论“权贵阶级”、"Policy Maker"仍是头一回！

      其实，文章里指出的问题，包括潜规则，下至研究生（部分本科生），上至科技部长......是谁都知道的问题！但这次真是第一次中国最出名的两大高等学府——清华、北大的两位生科院院长在影响力最大的期刊上不拐弯抹角的说出“上层阶级”这些问题。

      虽然两位教授的文字里没有提到如何解决问题，因为这两位中国生命科学界的“大佬”也知道个体与群体，以及制度体制、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但这篇文章是值得纪念的，也许若干年后总结科研体制改革时，这篇文章即使不算一个里程碑，但至少可以为一个里程碑的建立作以注脚。

      即使有时我不是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但可以为敢说真话的老师鼓掌......

以下转自《科学时报》的译文： 

      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甚至超过了中国最乐观的科学家们的预期。从理论上讲，它应该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突出的进步、与国家的经济成功相辅相成。而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这些问题部分归结于体制，部分归结于文化。

      尽管对于一些比如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小型研究经费来说，科学优劣可能仍然是能否获得经费的关键因素，但是，对来自政府各部门的巨型项目来说，科学优劣的相关性就小多了，这些项目的经费从几千万元到几亿元人民币。对后者而言，关键问题在于每年针对特定研究领域和项目颁发的申请指南。表面上，这些指南的目的是勾画“国家重大需求”；然而，项目的申请指南却常常被具体而狭隘地描述，人们基本上可以毫无悬念地意识到这些“需求”并非国家真正所需；经费预定给谁基本一目了然。政府官员任命的专家委员会负责编写年度申请指南。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们常听从官员们的意见，并与他们合作。所谓“专家意见”不过反映了很小部分官员及其赏识的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

      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不仅压抑了创新，也让每个人都很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中国大多数研究人员常嘲讽这种有缺陷的基金分配体制。然而，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却也接受了它。部分人认为除了接受这些惯例之外别无选择。这种潜规则文化甚至渗透到那些刚从海外回国学者的意识中：他们很快适应局部环境，并传承和发扬不健康的文化。在中国，相当比率的研究人员花了过多精力拉关系，却没有足够时间参加学术会议、讨论学术问题、作研究或培养学生（甚至不乏将学生当做廉价劳力）。很多人因为太忙而在原单位不见其踪影。有些人本身已成为这种问题的一部分：他们更多地是基于关系，而非学术优劣来评审经费申请者。

      无须陈述科学研究和经费管理中的伦理规章，因为绝大多数中国研究界的权势人物都在工业化国家接受过教育。然而，全面改变这一体制并非易事。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部分反对不健康文化的人，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选择了沉默；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们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而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

      尽管路途障碍重重，科学政策制定者和一线科学家们都已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目前科研文化中的问题。它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借助于研究经费增长的态势和日益强烈的打破有害成规的意愿，现在正是中国建设健康科研文化的时刻。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起点是基于学术优劣，而不是靠关系，来分配所有的新基金。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新文化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一种新系统的顶梁柱，它将培育而不再浪费中国的创新潜力。

专家学者热议科研潜规则

复旦大学教授陈良尧说，学霸硬往课题组里塞熟人；

西安交大一教授说，“跑部钱进”就是跑教育部科技部，多拉关系多跑动就能进钱。由于评审制度的差劲，最后项目出来了不是国际领先就是国际先进，实际上啥东西也没弄出来，纯粹就是大忽悠。我们有时也笑谈，在中国通过科研捞钱是最没有风险的，官员贪污受贿还有进去的，没听说谁通过科研经费捞钱进去的；

同济大学汪品先教授说，一个处长就管着上亿资金；

华东师大唐安国教授说，项目经费至少要拿10%打通关节，就是给官员回扣；专家评审组沦为“分钱组”；

广州某高校一位长江学者说，我在国外呆了多年，回来后发现吃了大亏，因为我不认识人没有关系，而一些做研究不怎么样，会忽悠会喝酒的人却能拿到大笔资金，至于这些钱干什么去了谁也不知道；

清华大学薛澜教授说，有时项目的评审者、申请者、评估者可能是同一人，在申请经费的过程中拉私人关系搞权钱交易都是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