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我无意中翻看《东方企业家》杂志的时候，发现了这样一段对我的评价：“横竖有钱挣的中国信息服务商老大。上过山、下过乡、当过兵的郭凡生，一手开创了分类广告的印钱机器。尽管被列为不入流的行当，但他却借助互联网成就了最具含金量的上市公司慧聪国际。十余年间他极力推动的劳动股份制，一度被人指责为“骗人的把戏”，也一举打造了126个百万富翁，绝无前例。”

于是，我又回想起了自己赚得第一桶金的过程。

在1992年的时候，在中关村的高梁路斜街，我用身上仅有的7万元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旅，于是一家叫慧聪的小公司成立了。而今，曾经出现在这条街上的各种“个体户”大都早已销声匿迹，但却只有一家名叫“无名居”的饭馆和慧聪公司活了下来。

当时是我在自己的经济理想几度夭折之后，最终在打造民营企业的过程中找到了落脚点。我一手开创的分类广告也曾被列为不入流的行当之一，但却借助互联网成就了最具含金量的上市公司——慧聪国际。我力扛“知识经济”这面大旗，十几年间极力推崇的劳动股份制一度也曾被人指责为“骗人的把戏”，但在今天却一举打造了126个百万富翁。

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没有钱的人才是白手之人。12年前的我拥有知识，拥有信念。所以，我认为自己算不上是白手起家。大家都传说我的身价已高达数亿，但我却很淡然。我从来不是一个把钱看得很重的人，那么我的身价到底是多少呢？我曾被邀请去做演讲的费用是2万元。我认为这才是我的身价。在慧聪上市之后的三年间，我们创造了100多个百万富翁，这在上市公司中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我先后曾在内蒙古建委研究室、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北京科贸、中国工商经济咨询公司等国营企业中任副总等职。在亲力亲为之后，我发现国营企业的体制根本无法做事情。在彻底发现理想在现实中无法靠岸时，我决定自己创业，我希望在自己的公司中将之前的理论研究理念转化成企业实际运作。在1991年，我承包了某公司的商情分析中心，依靠以前为企业进行信息服务的基础，开始了商情服务的探索。终于在1992年10月18日，由我出资7.4万元，注册资金14.8万元的慧聪公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我开始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将家电、计算机等经销商的报价信息收集起来，进行分类、加工处理。

最初，我是以投稿的方式在《首都经济信息报》和《计算机世界》开辟了家电和计算机产品报价栏目，后来开始油印小16开本《中国商情快报——家用电器》，面向北京家电商场发行。这就是慧聪商情的前身。由此，慧聪首开了国内以商情报价为特征的商情分类广告的先河。我认为慧聪的角色实际上是帮商家和买家都省了钱，我们再从省下的里面拿出一小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挣得合情合理。

但在中关村的许多商家眼中，这是一种最不入流的做法，我也曾遭到众多商家的指责，有一次我甚至被客户赶了出来，然后又不得不“腆着脸”走回去。但在信息披露、竞争透明化的压力下，终于有越来越多的商家接受了这种方式。于是，我便轻松地挣到了第一桶金，不到一年慧聪的收入就超过了100万元。当时在中国挣到第一桶金很容易，因为很多优秀的人不来经商，市场也还不规范。而现在挣钱比那会儿要难多了。

大家说我是学者郭凡生转变成了商人，但我对成本等商业问题仍然很模糊，于是也开始慢慢地摸索管理。但至今我都觉得创业是被逼上梁山。其实创业的道路不是我选择的，也不是很理性。所以我觉得如果太理性就会进行严密的风险分析，也许就无法创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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