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对峙》男主人公利用自己女儿“钓鱼”捕捉江启文那场戏纯属添足之笔。想通过“无情”塑造的刚烈来表现“法大于情”的思想，实在是幼稚的。不仅因为这不是中国警察人格的现实，相比较美国的“人情与法”的处理也低级得多。在“人情与法”这个问题上，对这个矛盾的刻画远非《对峙》导演和编剧的功力所能胜任。

《幸福的终点》等很多美国的电影对这个冲突都有过展示，但是美国人的做法令人信服的是：它最终不是人情战胜法律也不是法律的威严战胜人情，而是在人性基础上找到了法律更深一层的意义。它既宣扬了“深刻”人性的伟大地位，同时通过对“法律哲学之本”的发现，而找到了法律与人性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

 

中国百姓对很多传统道德概念理解已深陷教条。

“仁”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这个在孔子那里还是充满智慧的概念（问仁是论语的主题之一。很多智者对“仁”是什么，如何才能做到“仁”，搞清这些问题一直是修炼的目标），如今在民间已经沦为一个口号型的价值观。于是“仁”就不再是一种需要配合情景反复体会才能确定的智慧判断，而是简单地通过一些行为特征就足以表现的“价值观”。

《对峙》中李仕达在与王荣海历次争斗中，很多次可以把对手击垮但都最终放弃了，因为他想到了对手的家庭和他善良恩爱的妻子会受到连累（而这份亲情正是他所珍惜渴望的）。在海滨设套陷害主人公的那场戏中，李仕达最终还是在成功的当口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他确信这件事所构成的对可嘉的伤害，对“自己人生最真实美好的关系”的破坏，与免除自己身陷囹圄的危险相比确信太重要了。李仕达对李平远的以德报怨也已超越了报恩的肤浅层面，这基于他对父子关系的坚定的原则理解，也基于他对父子情感的深层体验（因而不会被利益和冲动所左右）。李仕达在王荣海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伸出的援手，更是这份大器之仁的写照。

这些情节，想必作者是按照“大哥”的形象塑造的。但这就是大器之仁。大器之仁，是基于明确原则的坚定的行动意志，绝非一时的恻隐之念。大器之仁，不会是感情与理性的矛盾斗争并伴随激烈的情感挣扎，而是心安理得的选择。大器之仁，在客观上是一种远见和更大的格局。大器之仁，是一把锋利的刀剑，消灭了潜藏最深的敌人。大器之仁，是一份内心的平和，是前后一贯的人格。

而王伟在二伟子已经无望的情况下表现出的“下不了手”，以及王荣海给以兄弟们的小恩小惠，都算不得大器之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