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忧郁的种子

——读方心田先生《平静的忧思》

江西  张四华

    1月1日上午8时许，我收到了快递公司送来的包裹，打开一看，是方心田先生新近出版的力作《平静的忧思》。于我这个对书还有几份热爱的人来说，这无疑是新年收到的第一份大礼，顿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惹得老婆笑我像变了个人似的，一大早把自己给乐得像只兔子。

    年关临近，日益繁重的工作任务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来，心情自然也就舒畅不起来。这时，我萌生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在新的一年里做只快乐的兔子，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轻松快乐地蹦蹦跳跳，不再为一些于国于民于己无太多益处的无休止的俗务所缠身。然而，那终归只能是我的一个愿望，环境让我别无选择，工作和生活让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咬紧牙关坐定“冷板凳”，任凭心中莫名的忧郁和思虑，像春风里的草木一样疯长。

    当然，我的心境与方先生内心深处那些洁白的忧思不在同一个层面，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我和方先生的家乡同属赣东北，地相近，习相同；再加上我们是同道中人，都从事文字编辑工作，“乡愁，凝聚了我们的目光；忧郁，使我们紧紧相连”（《流浪季》）。有了乡愁和文字这个绵延的纽带，我们自然就亲近起来，身在省会城市的他把我当成了老乡、小弟、朋友，我也把他当成了老师、兄长、朋友，还更加关注起他的文字和他“像农人一样收获着原汁原味的苦辣酸甜”（《一座即将消失的学校》）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方先生的文字散发出浓郁的地方特色，“港（小河）”、“荸韭里（荸荠）”、“乌里（狐狸）”、“谷酒（白酒）”、“明朝（明天）”、“斫（砍）”等这些夹杂着赣东北一带方言的文字，真实记录了他那段“断然不可没有”的乡村经历。那时他所在的乡村，弥漫着贫困的悲苦和向上的挣扎：他的家乡地处滨湖地区，地势地洼，每年汛期都要经受洪水的考验，若是河堤“坍塌之后，家乡就成了一片真正的泽国”，使得“父母不得不带着幼小的我们远走他乡”。（《池塘》）特别是罕见的洪灾过后，“我的家乡满目疮痍，褐色的田地里寸草不生，宛如荒芜苍凉的塞外，即使生产自救，也改变不了田野上稀落凋敝的面貌。村人们心情沉重地放下锄头，纷纷离开家园，去遥远的城市寻几个救命钱，只留下一部分老人小孩，和几窝小鸡，几头老狗”。（《秋天的田野》）这些突如其来的天灾肆虐的乡村场景，像阴霾一样一直笼罩在他的心头，同时也让他有了一双过早褪了稚嫩的“火眼金睛”，去探寻生命的本真和前进的始点。

    在方先生看来，天灾是可以规避的，也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改头换面、各式各样的人祸。比如在《家乡流行结扎》一文中，他这么写道：“乡村女人的命运就难以享受这般恩赐了。她们像庄稼地里的甘蔗一样，最终都无以逃避那寒光闪耀的一刀。”对农村妇女缺乏关爱的一些制度设计，方先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他的忧虑和同情，“结扎”看似是对个体的不同处置，实则是对群体的无情伤害，那“寒光闪耀的一刀”不仅仅是让某个农村妇女失去了生育的权利，同时也使整个农村“绝育”了，失去了发展的底气和兴趣，到头来它所戕害的必将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又比如在《被分配》中，他说：“人，生来最难忍受的是什么？不是贫穷，不是疾病，不是孤独，而是屈辱，尤其对年轻人而言。”正是他所经历的诸多不公正、不公平、不体面的乡村际遇，使他“迅速长大，也迅速衰老”。但是，他内心深处却没有因此而充斥仇恨、哀愁和苦闷，只有透过他的文字，才能找到些许恬淡如菊的忧思。

    这一切都得益于他所在的乡村所传递给他的温情和爱的力量。敦厚朴拙的乡村风物，善良朴实的父老乡亲，含辛茹苦的母亲，最可爱的外婆，爱心无限的何子策老师，无忧无虑的童年快乐以及伤感易逝的爱情和英年早逝的同学……这一切都“在其柔弱的心房慢慢发酵，最终酝酿出谷酒一般炽热的醉人恋世情怀”，以至于在城镇化建设快速推进的今天，不管失落的乡村会是何种无言的结局，在他看来，家乡都永远是个温馨的词语，有着“挥之不去的无言大爱”，让人的内心愈发暖热起来。

    那些饱含牵挂和忧思的文字，一次又一次捶打我，使我枯瘦的心开始莫名地隐隐作痛起来。痛与不痛截然不同，痛因实在而生，不痛是因为“你麻木了，就什么都不怕了，不痛了”（《在路上》）。莫非他的文字是有毒的，忧郁也会相互传染？

    我偏不信这个“邪”！于是，我开始试着从我们相同的人生经历着手，触摸他彻骨的乡愁和忧郁，以此来解答这个疑惑。

    我们都曾走过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跳出“农门”远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慢慢融入了所谓更加美好的城市生活。“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去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时至今日，我都觉得这句话忽视了我们的国情和大多数人的情感，有些过于张狂，甚至有些卑劣无耻。旧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体制尚未根本改变，工农业巨大“剪刀差”导致中国农民活在社会最底层仍然是铁一般冰凉的事实。不怕笑话，当年我就曾为了一个当时叫“商品粮”如今被唤作“城镇户口”的东西而负笈求学。想来方先生当年也是抱着和我同样世俗的念头，支撑起自己的人生的。可惜，当我们置身于城市时日渐久，却又发现一切并不如想象那般美好：日益逼仄的城市空间、每况愈下的生态环境、畸高不下的房价、拥挤不堪的交通秩序、陷入缩减旋涡的人生，最终使得我们成了在城池里游走的小鱼儿。“我们无论怎么巧妙高超地游弋和表演，永远抵抗不了它的吞噬”（《流浪季》）。于是，我们顿感落寞无助，“莫名的忧郁、哀痛便虫子般蜂拥上来，将自己啮咬”（《安妮是一种病》）。从此，我们便站在漂浮的城市里，开始寻找属于自己一生的“风雨茅庐”，“执拗地唤醒我的甜蜜，我的忧伤”（《漂浮的城》）。这，不仅是一种痛楚，还是一种挣扎啊！现在的80后、90后，可能很难想象我们60后、70后这辈人内心的苦痛和挣扎。

    或许，人生原本就是一次找寻的苦旅，寻找生存之道，寻找精神之源，寻找爱和真理，寻找生命的尊严。倘若不然，如今也就不会留下屈夫子那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名言。方先生在“思想放风”辑录的扉页上写道：“在铁栅栏还像围墙一样的年代，我们只有努力地朝上生长，才能汲取那些明媚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我以为，这句话似乎与屈夫子所言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写到这里，让我想起了与他第一次网聊时的情形：去年应我之约，他向我们的刊物发来了一篇有关母亲的稿件。当我在网上幼稚甚至略带功利地问及他是哪级作协会员时，他说自己只想独立地写，独立地看，独立地做人，只想做一个说真话的作家。他的回答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也顿时让我对这个独自在异乡打拼、始终保持本性的上饶游子肃然起敬。

    索尔仁尼琴说：“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然而，顾望四周，时下愿说真话、敢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更多的人出于明哲保身而选择沉默，或者不说真话，或者像当年孔夫子那样说教，说永远正确的废话。

    “头颅掷处皆是血”，喝着“中国最后一湖清水”鄱阳湖之源头活水长大的方先生，注定是个热血沸腾的汉子，他的骨子里流淌着中国文人与生俱来的侠士情节和忧郁气质。在他的文章中，我们常常可以觅得他这种堂堂正正的人格魅力，他在障碍丛生、陷阱四伏的森林里，尽情地放飞自己的思想：“我们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内，活得像个堂堂正正的人，而不是像窝窝囊囊的狗。”（《子民社会和公民社会》）

    而于中国文化之现状，方先生在他《购书的恐惧》中大胆直言：“反观内地，泱泱之大，众生芸芸，然书报刊显得单一，文化人大多窝囊，精神空间促狭，还不如一只麻雀也。”

    方先生是博爱的，更是明锐的。他异常地对中国农村和农民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与支持，“我想，我们内地的农民是苦的，可是这里的农牧民更苦。”（《奶着孩子去烧香的母亲》）“在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注定了——和农民在一起！”（《和农民在一起》）掷地有声的断言，不但清清晰晰地反映出了他的思想见地，也明明白白地向人们展现出了他浑厚的乡村情结。

    是的，他憎恨时下一些不健康甚至是污秽的现象，但是，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却不曾因此稍减，“我梦想我的精神王国宏大而丰沛，写着自由、纯洁而充满人类血性的文字，读着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的文章，内心里跃动着我牵挂不已的人影，魂梦里希望祖国民主和富强。”（《我的天空飞满了梦想》）

    这些洋溢着血性睿智和绽放着真诚挚爱的文字，无不折射出了他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以及草根疾苦的忧思和关切。社会、乡村、城市、家庭给予了他涓涓不断的爱，让他义无反顾地“忠实地生活，正当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巴金语）。他每一个忧郁的文字，都是爱的音符，都是爱的结晶，寄托了对更高世界的憧憬和渴望。在文学缺失向心力，主动向亲和现实的粗庸恶俗情趣靠拢，深陷燥热狂欢的时代，他忧国忧民的独特品性愈发难能可贵。身躯孱弱的他所说的每一句真话，早已收获了全部的尊严，撼动了身边的世界。

    当然，我也隐约地感觉方先生在书中有一个善意的举动，那就是他在积极稀释自己身上的忧郁气质，他的忧郁仅仅属于他自己，他从不给任何人带来伤害，更不想背叛爱他的世界和人们。想必将书名定为《平静的忧思》就是一个明证。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揣测而已。

    感谢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爱，也感谢方先生那些温和柔软的忧郁，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不再怯于迈开前进的脚步。

                                      （2011年1月9日深夜）

注：张四华系《上饶政协》编辑，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jnmc9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