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六十多岁了，银发覆盖了她的晚年。她心有戚戚地对我说，村委会主任在割晚禾的时候就几番带人来我家，想抓我的三弟媳去结扎，结果发现她在浙江沿海打工，就罚我妈的款，上半年罚了一千，这次要罚两千，孤身带着小孙子的妈妈好说歹说，再三以家里没多钱、仅够孙子女读书的事实哀求，同为乡邻的村主任就起了恻隐，只拿走了六百。村主任说，这个钱也不是我们要，如果你儿媳结扎了就退还给你。我说，如果保证不再生了，能不能不扎？妈妈说，不行呢，一定得扎。我听了，心里好生疼痛，不为那凶神，也不为那罚款，而为我家乡的女人们。

乡民是很看重过年的，所以我无论如何都要回家去过年，哪怕除夕去不了，正月里也要回去。我在村里寂寞而又热闹的巷子里走着的时候，一些年轻的或苍老的亲邻就和我拉家常。他们说，村里的育龄妇女绝大部分都被结扎了，个别的是在家里被抓去的，大多数则是在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被就地处理。我的几个堂嫂子堂弟媳去年就是在宁波象山某某镇，被呼啸而去的村乡干部们摁住了身子上手术台的。她们一个个哭爹叫娘，好不碜人。据说，我们老家一带的土政策是，凡是生育了两胎的年青妇女，一律要结扎，不管你逃到天涯，还是躲在海角。一次抓不到人则罚款，两次抓不到人加倍罚，三次抓不到人就抓她男人去扎，直到心疼男人的你乖乖就范为止。我的村子里还真有一个男人被扎了，据说当时他和他的父亲还和村主任干了一架，但愤怒归愤怒，伤心归伤心，胳膊还是没能扭过大腿。

记得小时候，大概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村子里也喧囔过“上台子，扎卵子”的计生新政策。那时侯妇女们没见过什么世面，都非常害怕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血腥场面，所以无不躲藏反抗，一旦俘获则凄厉哀号之声悲天恸地，不绝于耳。我有几个长辈婶娘就是那个时候被强拉去“扎”了的。没办法啊，如果不去，就会被搬家具掀房子。有个爱惜婆娘的汉子，硬是让自己去挨了那羞辱而宿命的一刀。面目丑陋的他后来一直受到村里妇女们的仰视。九十年代前后，当地政府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热情未减，只是方向改了路线，既不掀屋翻柜，也不四处抓人，就一个劲地罚款。罚啊罚啊，乡政府的大楼拔地而起了，计生委的大厦芝麻开花了，四野里蹦跳着的孩童也如雨后春笋了。

如今，自己也早就娶媳生女了，懂得了一个女人在繁殖、生育生命过程中的无比艰辛和痛楚。每逢这个时候，我就格外地痛惜女人，我觉得男人对她们无论怎样的爱恋都不为过。但我又知道，女人和女人也有天大的不同。比如城市女人，她们就会赢得体面而人性的计生待遇，在控制生育的方法上有很多选择，但惟独不会选择结扎，不会主动或被动地去受那看似温柔实则残忍的一刀。而乡村女人的命运就难以享受这般恩赐了。她们像庄稼地里的甘蔗一样，最终都无以逃避那寒光闪耀的一刀。

在我结束年假，回到温暖城市的十来天后，三弟打电话和我告别，他和弟媳马上又要候鸟似地去浙江沿海打工了。我祝福他们，希望他们一切平安、如意。末了，三弟声音低沉，有点喑哑地说：XX（三弟媳的名字）前几天被抓去结扎了，身体糟透了，现在还没恢复过来。

三弟媳一贯贫血，去年在浙江也曾被村干部抓进当地医院，但由于检测到贫血，不能手术，所以当时就作罢。现在，终于还是做了？！我无语，放下话筒，双目有些失神地遥望着远方。

远方，寒冷的远方，萧索的远方——那是我痴爱着又深忧着的故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