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酷热、繁忙、劳累的双抢过后，一个略感秋凉的早晨，寂静得有些异常的村口，父母弟弟和乡邻们把我送上了开往县城的班车。父亲再三叮咛，要我到了县城后，就接着上火车，千万要上开往R城方向的火车，千万记住中途还要转火车，等等。其时，刚满17岁的我身着崭新的的确良褂子，脚上套一双尚不习惯的新皮鞋，右手提着一只当时还挺时髦的带锁皮箱。终于要离开家乡了！我很兴奋，眼睛不住地打量着空旷、清冽而又迷蒙的马路前方。虽然有点少年懵懂，但我毕竟知道——从此，我就要开始一种新生活了！

    我新生活的落足点，我生命中的象牙塔，虽然只是一所相当平凡，平凡得本地人都不会特别留意的师范专科学校，但我不能不暂时地满足。因为，在那个年代，能够考上大中专学校的还是极少数的人。对于农村出身的人来说，能够跳出农门，端上铁饭碗，吃上天旱地涝也影响不着的皇粮，该有多大的吸引力啊！所以，在我所在的班，我看到的大都是轻松、开心的笑脸。当然，夜深人静，开着卧谈会的时候，不少同学还是会流露出失意、自卑的心绪。这个说：我们读的算什么大学！充其量也就是大学门槛前的那块垫脚石。那个说：混吧，到哪里读都是混，混得好歹还要看日后呢。我那时也偶尔想，如果我读的是重点大学或比较好的本科院校，日日走在自然风光秀丽，文化景观密布，人文气息浓郁的校园，天天听着满腹经纶的知名教授、学者名流的课，那该多幸运、多幸福！但这样的牢骚和奢望一般都不会存留太久，因为，中国人本有认命、随缘、麻木的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已渐渐适应了母校的一切，而且，在这种适应中，居然萌发了很多对母校亲近、爱恋的元素。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就是这个道理吧。

    实事求是地说，我这个中文系的班中，除了少数同学依然发扬中学优秀传统，认真学习，年年力求奖学金外，多数同学是学习上应付应付，课余则忙于恋爱、打牌、体育活动、看小说、睡觉……有多少人有着自己明确的学习目标？又有多少人对社会现实乐于发表独立的见解、对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领域的新思潮新动向保持关注和思考呢？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我们所处的，是一块缺乏思想光芒的地盘。这，才是我今天看来深以为憾的地方。

    在今天众多的学者看来，20世纪80年代，乃是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史上最为活跃、繁荣的时代。那时国门洞开，西学东渐，经济体制改革给国家带来了空前的活力，人们思想上的禁锢也被部分解除，文化人的激情和灵感喷薄而出，为此产生了无数耀如星辰的思想界、文化界、艺术界名流，以及层出不穷、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思想文化思潮，也问世了很多的确有长远思想、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的理论著作。

    但那个时候，我在做什么呢？

    1986年，18岁的我在接近当时的显学——文学，我向文学的芳草地一步步迈进。这倒不是我喜欢趋时赶趟，而是我从小就喜欢看小说，这个陋习当时怎么也改不了。我不停地走在去往学校图书馆的路上，饿虎一般啃啮着发黄的文学名著。我也练习写作、频繁投稿，经常一个人坐在阶梯教室里构思中短篇小说，也时常会躲在挂了蚊帐的床上涂鸦关乎爱与恨的诗歌。我不太关心现实，农村的，城市的，我只成了一个迷恋看书写字的类似机器人的智能人。我为自己而活，为小我而多愁善感。或者说，我的学养，我的兴趣，我的师友，我的学习环境，都不足以支撑起使我关注国家思想文化界动态的精神构架，更谈不上研究和探讨、批评与发展。所以，我只能是一个80年代思想文化浪潮中的门外汉、落伍者。虽然我也知道那时的流行歌曲、热门影视、得奖小说，也听说过尼采、叔本华、李泽厚、刘再复，也会和同学争论作品作者的优劣长短，但仅此而已，往往只是触及一些皮毛，不能深入其中，不能形成自己的学识，不能内化成理论素养，所以一切都是一晃而过，犹如长雁排空，除了洒落一些缥缈的影子，什么也没留下。

    我的同学中，很多人都和我差不多，爱好文学创作，不是为了代表上帝去救赎人类的灵魂，而纯粹是个人的喜好，感情渴望表达，内心需要宣泄，当然，也不乏有以此为砖，意图敲响现实中一扇扇名利之门的。可以说，爱文学，成了我们中文、政教、历史等专业很多学生的主要精神活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把文学生活化，把生活文学化，活得轻盈空幻，过得悲悲切切，都是屡见不鲜的现象。不愿贴着地面行走，乐于立在云端跳舞，以为文学能够拯救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这是我们那时的通病。这样的生活态度与价值坐标，当然不是消极和堕落，自有它积极的意义，其主体也会呼应一些改革大潮的波澜起伏，忧愁与牢骚齐飞，现实共理想一色。但我认为，我们这些偏僻学府的学子，都谈不上是严谨的社会感应器、痛苦的思想探索者，或者说，我们即使有自身特定层次的思想，那思想也是停留在一个浅薄层次上的，或可叫作大众思维。

                                典型的文学青年          （摄于1988年5月）

    此外，在这样的象牙塔里，青春期的力比多和费翔、迟志强、琼瑶、三毛一样在校园里横冲直撞。我们都自以为是地认为，大学时代，不接触异性，不体验一下爱情，那就等于虚度了年华。所以，我们把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倾泻在了人类的另一半上。其时，班上的女同学们大都有了自己的意中人，而那些不甘寂寞的英勇者依然在发动一轮轮新攻势，所以，这就有了比较精彩的看点和噱头。一些有趣的“争风吃醋”、“走火入魔”情节，至今还在同学之间开心地流传。而我，因为留恋中学时代的那份美好，依然走不出单纯稚弱的感情之林，所以轻轻浅浅地在快乐与伤感间游弋。与我类似的同学也有不少，无数个不眠之夜，我们把爱与恨的月光洒在了远方的家乡。

                                  18岁的聚会       （摄于1986年秋）

    我们爱恋着，也歌哭着，我们看似非常充实，非常满足，但现在看来，我们似乎没有融入一个时代的风潮，因为浅薄，因为幼稚，因为漠然，因为自轻自贱，因为一切都处在真正大学的边缘。所以，我们只是在80年代高耸的思想城堡外徘徊了三年。

    1988年夏天，我们就这样有点不甘心，也有点稀里糊涂地毕业了。我们啼哭着分别，孤寂地奔赴各地，像沙子一样，散落在了比大学校园草木更加蓊郁但思想更为荒疏的民间，以至于1989年春天国家所发生的一系列震撼世界的政治、文化、思想事件，似乎都和我们无关。我们隔岸观火，碌碌无为。起码，表面上看是这样。

    这是我们一代人所注定的遗憾吗？抑或是悲剧？当时刘索拉有篇很红的小说，叫《你别无选择》，很多同学说话作文时都喜欢引这一句“你别无选择”，大概是觉得一语成谶吧。

    令人叹惜的是，今天，这句谶语已大面积地应验到更为众多的大学生身上了。无庸讳言，今天的大学校园里，无论重点大学，还是普通院校，那来去匆匆的身影，那表情复杂的面容，更多的是为了印证司马迁笔下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几人乐于逗留在高高的思想文化的跑马场呢？

    对此，我无奈地理解，民以食为天，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