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就听一个老同学说，万年县大黄中学要取消了，因为撤乡并镇，大黄乡并入石镇镇，学校连同老师、学生一起都要并过去。

    我知道，我生命里一个值得我无限怀恋的地方就要消失了，我的内心不由地有点伤感和惆怅。

    大黄中学，是我最早参加工作的单位。1988年8月底，当我经历了诸多拼搏和抗争，还是无法分配到县城附近的学校时，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跑了20里山路，从家乡来到了黄泥冈上的大黄中学报到。那时，学校全称是大黄农业中学，既有初中，又有职业高中。学校安排我担任职业高中一年级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师。因为这里的师资起点都比较低，大专生非常少，所以我来工作，学校领导很看得起，据说他们多次向县教育局申请要人。他们见了我，脸上笑得很灿烂，问寒嘘暖，无不热情，就连住校的老师家属见了我也都点点头，似乎在说：欢迎你啊，新邻居。在教导处报到后，我就推着载有被褥等用品的自行车，随一身本地农民装束的总务主任来到一排看起来很陈旧的平房前，他指着其中一间说：方老师，以后你就住这一间。我进去一看，房间大约18平米，中间砌一堵墙，分成前后两间。地面灰黑，墙壁发黄，泥糊的天花板破损几处，裹着稻草的黄泥巴似乎随时都要掉下来，显然非常简陋，但我还是悄然舒了一口气，长期憋闷压抑着的心情终于放松了，从此我有一间真正属于自己的房间了。

    对于成年人来说，每个房间的功能都是安然栖息自己的肉体和灵魂，无论它是宽敞还是狭小，是简陋还是豪华，欲望、情感、精神、思想从此有了一个真切的载体，如伞盖，如凉亭，如方舟，这在我们贫寒多舛的命途上是个多么令人幸福的待遇啊。我把前间作洗嗽饮食待客用，后间放一单人木床，一椅一桌，作卧室和办公室。唯一一扇朝北的木格窗户，旧得有点发黑，好在玻璃都还在。放眼望去，窗外生息着茅草、青竹、泡桐、柏树、木芙蓉、美人蕉等，花叶夹杂，蓊蓊郁郁，特别是几杆孤傲瘦竹，一时让我联想到林黛玉的潇湘馆。因为分配过程中的奔波劳碌、失望颓唐，我在大黄中学的第一个晚上，在属于我个人的一席领地，竟睡得非常塌实，一觉到天明。

    很多人开始参加工作时，都是富有激情和创造力的，因为好奇，因为年轻，因为理想。应该说，我也不例外。如果说做个任课教师还可以逍遥一点的话，那么班主任工作就得任劳任怨，就得重担在肩，责任当头。我把自己完全投入进去，可是效果并不很显著。当时，职业高中就像没娘的孩子，政府不重视，家长没热情，学生更是消极应付，他们的前途指望不了高考，因为农业类大中专院校在职高生中招录的名额非常有限，通常每县就三两个而已。所以，中途辍学的人不少，我纵是难舍，也无办法。所以，这样的教学我也是愈来愈没啥劲头，只是凭着良心做事。一年过去，我就向校长辞了班主任职务，只安心教高一高二的语文。

    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的情趣并不在教学上，而在生活、交友、看书写作上。

    大黄中学的周边环境很好，围墙外就是莽莽苍苍、一望无际的松林，山谷间有一块一块碧绿或金黄的田地，披蓑戴笠的农人时常点缀其间。我和玩得来的同事如叶传光等就经常在晚饭后出来散步，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说话，直到夕阳西下，月上东山。散步时，我喜欢拔一根路边的茅草，用牙轻轻地咬着，一下一下，品味青涩而略甜的草香。有时，看着残阳染红了大地，眼前的丘陵、树林、村庄、马路无不笼罩在袅袅如烟的暮色里，我的鼻翼就莫名地发酸，眼眶也莫名地潮湿。我不知是什么在打动我年轻而敏感的心灵。后来谈恋爱了，有很多苦涩充溢心间。一个黄昏，我独自一人漫步至离学校较远的一座山头，眺望着西天苍茫，在阵阵松涛中，我忍不住号啕大哭。又是什么，让我要以如此的方式挥洒释放！

    除了教室宿舍和食堂，学校没有什么建筑，更别说什么文娱活动的场所，我们的业余生活非常单调而苦闷，稍有点门路的人都不会分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我们几个就常开玩笑地把“大黄农中”称为“大黄农场”，意为我们是接受劳改的犯人。好在人的忍耐力和适应力是伟大的。我们茶余饭后，常常不自觉地三个五个齐聚在平房中间的水泥过道上，说些教学情况、家长里短、气候变化，说些乡里大事县里大事乃至国家大事，当然也说些男欢女爱带色的话题。不少年轻的老师都找了本校的女学生做老婆，在一间半间平房里筑造着自己的爱巢，倒也炊烟袅袅；一些半工半农的老师周末就要回几里或十几里远的家，和老婆或老公过快乐的“生活”去。独留下我们几个外乡本乡的单身汉对影而吠、惺惺相惜，所以我们就常常沉浸在了寒酸但快乐的酒桌上，一醉解千愁。

    相对在城市工作的人而言，我那时的工作的确很清闲，每周课时十多节，并不累。于是我就看书报杂志，一有空就写点东西。每每有发表自己文章的报刊到来，我就觉得自己比世界上很多富有者还幸福。那份兴奋劲儿，真是难以用文字形容。年轻多好啊，单纯多好啊，一个小小的成功，一个细微的胜利，都足以让自己荣升精神王国的国王，可以雄视四方，可以睥睨一切。那时，我不知道我的所在只是一个极为渺小和偏僻的地方，小得即使在本省地图上也找不到影子，偏得只有我的亲朋好友为了看我才会光顾，但在我看来，这个地方就是我的舞台，我的王国。我的思想、精神、情感、欲望全部种植在这里，春去秋来，风霜雨雪，我像农人一样收获着原汁原味的苦辣酸甜。有一次，发表了我一个中篇小说的编辑汪日升、诗人沈良意、地区文联的领导以及县文联主席蔡阳启来学校看我，他们没提前通知，在校长室里等我。我一上完课，就有人告诉我去一下校长室，我来不及洗洗手就提着教案夹去了。那些老师一见我，呵呵笑着，沈诗人还说我就像贾平凹，鼓励我要努力创作。他为什么说我像贾平凹呢？是说我的身世、身材还有朴实、寒酸像贾先生吗？也难怪，我当时的穿着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土得掉渣，满头满手的笔灰，从地摊上花十来元钱买来的西装，脚上是一双高统套鞋，神情又是乡下人似的木讷、腼腆。他们的来访成了学校的新闻，以后校领导和老师们都对我刮目相看。

    但文学不是生活的全部，我的青春生活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既需要问君能有几多愁的恋爱，也需要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激情。1989年春天，我陷入了一场浸染着文学色彩的恋爱故事中。那时我瘦弱之身的体能获得了惊人的爆发，总是骑着自行车独行几十里山路，去看望一洼美丽湖泊边上的一位村小女教师，无论烈日当空，还是暴雨倾盆。童话般的故事其实昭示了结局的悲凉，只是年轻的我并不知道。以后，这份失败的滋味足足让我品味了大半生。个人情感的体验丰富了我的内心世界，刺激了我敏感多愁的神经。同时，那个季节伴着这种精神刺激的还有国家时局的动荡变幻。无数个日夜，我和同事守在简陋的卧室里，聆听收音机里的讯息，天安门广场上的脚步声、口号声、啼哭声，乃至后来的枪炮声都一一巨石般砸在了我们稚嫩脆弱的心房，我们无不感到深深的颤抖和疼痛。一腔爱国热情，我们无以宣泄，只得在课堂上无语凝噎，在山冈上失声悲泣。谁说，祖国的地图上找不到我们的家园，我们就不关心我们的祖国！

    两年后，因为我们笑也笑了，哭也哭了，爱也爱了，恨也恨了，几个要好的朋友同事都陆续调离了，我也就去意已定，终于也找了县文联的蔡老师帮忙，调到县城中学去了。离开的时候，学校送我，特意租了一辆三轮车，把我的被褥家当搬上去，我和同事们一一握手，强忍住内心的依恋和悲凉，终于跳上了突突突喷着黑烟的三轮车。

    在以后十几年为生活和事业的辗转奔波、挣扎奋斗中，大黄中学一直壁虎一般牢牢地伏贴在我的心上，怎么赶也赶不走，它每一呼吸动弹，我的感情之湖就荡开了层层的涟漪，激动、兴奋、甜蜜、忧伤、悲怆、失落、疼痛等等漂浮物就随浪起伏。我们曾经在这里共同战斗过的老同事，每每在他乡相逢，总要互相问一句：你回大黄看了吗？

    一年一年，大黄中学的任何消息都让我们牵肠挂肚。返乡探望的念头在我心中扎根许久了，所以我决计在今年的五一假期，约上三五个旧日同好，趁着我们美丽的学校还没撤消，还没变成赚钱的“养猪场”，去对酒当歌，去临风而醉，去作最后一次灿烂的放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