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坐书房

                                   安武林

我喜欢独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宛若基督徒坐在教堂里，和尚坐在庙堂里一样。这是一次精神的沐浴，心灵的洗浴。烦恼和浮躁，在进入书房的那一刻起，就被缴械了。这种精神的高贵，富丽，豪华，尊严，犹如一个人的隐私一样，很难能被他人识得。这是我引以为傲的事。

我是一个宅男。深度的。这个世界最好的去处，便是我的书房了。这个世界上最美的风景，同样是我的书房。至少，与我而言是如此的。

在二十年前，我曾经在《西安晚报》发表过一篇文章：《渴望一间书房》。那是带血的文字，那是带泪的文字，那是无奈的文字。尽管文字稚嫩，激情丰盈，但绝对是真诚的。生活，事业，写作，都不顺心，宛若处在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所以，那些文字近乎是呐喊了。奋斗二十年，终于有了自己的一间书房，从这个意义上说，算是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沾沾自喜谈不上，至少心里有些窃喜倒是真的。

文字这么写，是心里所想，可以的。但与别人诉说，那是万万不可以的。我会自嘲地说：“我那个书房，实在算不得书房，只能算是书库！”的确，书房在地下室里，上不了档次，且凌乱不堪，称书房实在有失文雅。空间倒是蛮可以的，一百四十平米，这样的空间做书房，倒是一分奢侈。我的精神空间和物质空间可以保持各自的独立，实在是一件幸事。因为，我实在回答不了一顿饭重要还是一本书重要的问题。

2007年，全家户口被引进北京的时候，我看了不少房子。三环四环的房子是天价，买不起是最主要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房子都很小，我在西安购置的那些书无处可放，连个小小的书房都不可能拥有。所以，我选择了北五环外的天通苑，号称是亚洲最大的小区。一楼，有宽大的地下室，可以做书房。地下室，也并非是不通风不见阳光的地下室，有窗户，俗称半地下室。我一眼就相中了。

地下室各种管道众多，但有一个好处，冬暖夏凉。在装修的时候，全部包装了。所有的书架，都是我定做的，高度一直顶到天花板上。只有一排的书架是橱窗式的，带玻璃门。其余的，全是开架的、裸露的书架。主要是出于抽取书方便，经济并没有放在重要的因素上考虑。当时，所有的书，几乎拉了整整一卡车，运费花了八千多，尽管如此，还是没有把我的书架全部装满。当时，我贷款六十多万，借朋友的款三十多万，背负着沉重的经济压力。每月拿到手里的工资三千多，但每月还款的利息将近六千。我只能依赖勤奋，勤奋地码字，来偿还债务。在京的一些前辈，如葛翠琳、金波、曹文轩等老师，对我特别关照，我们合作的书，他们在版税的分配上都向我倾斜，帮我度过了那段喘不过气来的最艰难的岁月。我之所以对这些前辈和老师充满崇敬之情，其中有浓重的感恩心理。

书房里，有莫言的墨宝，高洪波的墨宝，金波的墨宝。张怀存的巨幅国画在书房放不下，只好悬挂在卧室里。他们的墨宝，给我简陋的书房增加了高雅之气。

我常常淘书，最多一次从书摊上背回来三百多本。其实，我的书架上复本书有的是，比如说《茶花女》大约有六七本。网格版的世界文学名著，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等大套系的书，都多有复本，这些书，我都会散给爱书的朋友。那种挚友，有时候可以到我家背走几十本甚至上百本书。我虽然爱书，痴迷书，但我总觉得书无论如何珍贵，都远没有朋友珍贵。

我也藏书，但更多的是为了读，不是那种为藏而藏的藏书家。我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书话作品，所写的很多书都是淘来的。还有一部分，是老师馈赠的，或者我索来的。上海的周基亭先生，把他所有的藏书都让我挑了一边，我是被他选中的书的传人，所以，陈伯吹的一些老版本书，名家书信，包括版画家力群给他画的国画，他都馈赠给了我。另一个就是金波先生，他馈赠我不少民国版本的文学书。尹世霖先生赠我不少签名本，如艾青的，臧克家的，张志民的等等。他们都是我写作书话丰富素材的提供者。

我最苦恼的是图书分类的问题，很多朋友都出过主意，但那些主意都是我使用过的，根本无效。毕竟，个人的图书，并不是图书馆，它是为一个人服务的。按作者分类，按文体分类，按丛书套系分类，按开本大小分类，按国别分类，按内容分类，几乎没有一样能让我满意。基本能分好的，一是诗歌类，一柜子。二是外国文学类，三是美学哲学文学批评及理论，四是儿童文学类，五是签名本，六是老版本，也就是九十年代以前出版的书。这些书的分类比较整齐，查找极其方便。

独坐书房，书房里享受的是宁静。但它掩盖着的是另一种喧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仇恨，战争，侧目而视的各种文豪哲人，都拥挤在我的书房里。我在这里，有时候觉得是一种修炼。最起码，可以让自己不那么愤青。可以变得豁达些，胸怀宽广些，可以原谅别人些，对这个世界和他人充满一种理解和宽容，包括尊重。

我喜欢坐在自己的书房里，我知道这样可以让自己变得简单些，清澈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