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     姐

                           安武林

岁末的一天，意外收到一封邮件。邮件的内容简洁的就像平常老友见面的握手一样，一下下，就那么一下下：“安武林，我是某某某，你还记得我吗？”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她的名字并不女性化，有着六十年代人的典型特征。但无论男女，我只认识这么一个某某某。她是我大学的师姐，老乡。我是学中文的，她是学哲学的。因为一件很可笑的事情，我们从一见面就不那么友好，所以，记忆刻骨铭心。二十多年来，我们音讯皆无，彼此没有对方的消息。

我有点小激动，当即回信：“哈哈，记得，你当年逃火车票来着！”

通过邮件和电话往来，我才知道，二十多年来，我们都经历了很多，但我似乎比她坎坷些。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了陕西宝鸡，然后到西安，最后在北京安营扎寨。她分配到了家乡山西太原，读硕士，在北京读博士，最后在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做了教授。

我们的背景是相同的，都从晋南的乡村走进泉城一座高等学府读大学的。她比我高两级，是名副其实的师姐，且是老乡。

关于师姐的回忆不多，但强烈而又深刻。二十多年来，她的形象和名字总是若有若无地在我的脑海里出现，如同天空里的一片浮云。许许多多的人生经历和人生的经验，像锋利的小刀一样，把和师姐的那点往事切成了丝丝缕缕，然后总结和反省。

结论总是一缕甜蜜和苦涩的微笑挂在唇边。

我记得刚刚进入大学，便参加了老乡会的活动。本来，一切都是陌生的，新鲜的，惶惑的，但一进入老乡的聚会场合中，我就变得温暖和踏实起来。十多个男男女女，都是老乡，同学，或者师兄师姐，一样的笑脸，一样的乡音，恍若回到了故乡一般。他们问寒问暖，解答我们的疑惑和担忧，嘱咐我们在大学应当注意什么等等。我很喜欢。

我注意到了一个师姐，很文静，很朴素。她说话的声音很文雅，吐字一个一个像珠子似的向外不急不缓地向外滚动。她剪发头，戴着一付深度的近视眼镜。笑的时候，总是满脸通红，像一颗红红的柿子。

在我们静默的片刻――似乎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敏感而又细腻的师姐想调节气氛。她笑着说：“我给你们讲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吧。这次，我回家，我逃了一次火车票。惊心动魄，可好玩呢！”

我眉头一皱，突然觉得师姐俗不可耐。本来我对她的印象很好的，结果她一说逃票的事情我立刻就反感了。好像一桌美味佳肴香喷喷的，让人垂涎欲滴，突然一只硕大的苍蝇爬在饭菜上了。

老乡们不停地大笑，前仰后合。师姐讲得津津有味。但我，已经是怒火攻心了。她说的是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我“啪”地拍了一下桌子，厉声说道：“这有什么好说的，有什么好笑的？我觉得逃票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虽然我很穷，但我绝不会做那不光彩的事！”

我两眼喷火，估计脸也变青了。

师姐惊愕了，嘴巴张得老大。她嗫嚅着，但发不出声来，脸色苍白。所有的人都很尴尬，有的很严肃，有的在干笑，有的低着头，空气凝重而又沉闷。

那次的老乡会不欢而散。

我和师姐见面，她总是尴尬而又歉然地笑着。我想努力装出轻松的样子，但总疙疙瘩瘩的，虚假的都令我自己讨厌自己。

很快，师姐毕业了。听说，她分配到了太原。

师姐大学毕业后，我在太原火车站经历过很屈辱的一幕。这件事让看到了自己捍卫的道德原则是如此的苍白，理想和现实的距离是如此遥远。我已经原谅师姐了，其实，也谈不上原谅，准确地说是我开始责备自己了。一切都是我的错。

青春的岁月，如果没有犯过一点点错误，那实在是算没有真正经历过青春。大把的热情和激情，叛逆和张扬，总需要在日常的生活中有个释放的渠道才行。无伤大雅地挑战和侵犯下社会道德，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罪恶。

我在电话里说：“师姐，我还记得你逃票的事情。”

师姐说：“总是不好的，一个女孩子……”

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们都老了……”

 附录：  没想到，师姐和我联系上后，她先写了一篇，我附录在后，存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