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碰这个女人

                                             安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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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雷是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大学教授。很可惜，这个名字一点也不好玩。我刚认识她的时候，我们一握手，先开了一句玩笑，我说：“不敢碰你，一碰，怕你炸掉？”她眨巴着眼睛说：“什么意思？不明白！”我说：“你这个余雷，不就是鱼雷吗？一碰，不炸才怪呢。”呵呵呵，她的小嘴裂成了大嘴，脸上的肌肉经过这么强力一拉，似乎均匀了，平衡了。

余雷这个名字，很男性化，如果不知道，一准会认为她是男的。北师大浦漫汀教授送她书，写名字写了三次都没写对，写成了于蕾，俞雷，余蕾。而上海师大教授梅子涵，也写了两次之后才把她的名字写对：俞蕾，于蕾。我是喜欢看二战片，一听说余雷，就想起了鱼雷。这是我们第一次认识的一个玩笑。她觉得我这个人很有意思，很实在，所以和我交往慢慢就频繁起来了。

余雷是那种口才极佳的女人，不知道这是教授这种职业给她带来的好处，还是她做评论家的实践给她带来的好处，反正往前一推，估计她在小学到大学肯定是做过班干部什么的。这种判断应该没什么失误。她不仅健谈，而且还善于雄辩，好像嘴巴里藏着千军万马，而这千军万马随时听侯嘴巴的调遣。她只要一安静下来，就显得郁郁寡欢，具有文人那种特有的忧郁。后来我才知道，2007年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正患抑郁症，每天都在吃药。失眠，每天才睡三个小时。估计再瘦一些，就和林黛玉差不多了。我也挺羡慕她的，每天睡三个小时，那要码多少个字，读多少页书啊。

和我交朋友的人，大概都有一个体会，吃我亏的多，沾我光的少。这不是我这人自私自利，而是我太性情，太敏感，喝多了，就喜欢骂人。余雷大概是体会颇深的。深夜的时候，余雷一般都在线，不是在写稿读书，就是在备课。我万一喝多了，就要骂骂她。比如说，有一次，她对我说：“安兄，过几天我要去北京，我给你带点普洱茶？”我说：“我不爱喝，一股土味。”她说：“那我给你带点绿茶？”我说：“你真想送我还是假的想送我？大冬天的送绿茶？卖不出去的？积压已久的？搞不懂你，要送，明年送明前茶吧。你来北京，请我吃饭就行了！”余雷气得呼呼呼的，她说：“我到北京你应该请我吃饭，怎么搞颠倒了？”我说：“我家住得远，吃个饭要花100多车钱，你这饭都估计没那么贵！”。我还想再说几句，一看，QQ黑了，把她给气跑了。余雷是那种可以开玩笑的朋友，也是比较大气的朋友。

我这个人，有时候很固执，别人的好意，有时候还不领情。比如说，她建议我的评论写的再有条理点有学术一点，我就会不耐烦地说：“你就说你比我写得好就行了吧，别那么拐弯抹角的。我要是写得和你一样，那我叫余雷你叫安武林好了。”比如说她想让我推荐几本好书或者几篇好文章，我就会没好气地说：“你是教授，评论家，自己去找吧。我从来不找人给我推荐。”她看我不高兴，就呵呵呵笑了，说：“你阅读量大，谁都知道，干嘛那么没耐性。我虚心向你求教啊。”我说：“我又没收费，干嘛要教你。”想起来我们的逗嘴，真是很孩子气的。从我个人角度说，那是我的小气和不是。对待朋友，尤其是异性朋友，一点儿面子都不给，而且还斤斤计较，针锋相对。

余雷送我一本她出的散文理论书，她说这个写得不好你不要看了，我真的就放在书架上一页也没动过；她说她的小说新书写得不错建议我看看，我真的从头到尾就看了一遍。是不错，但她想约我写个评，我却没动笔，我说你还能写得更好，这个就不评了。既然是朋友，那我就坦然面对，但若以心换心，那我就显得狼狈了。我约她写书评，她就写了，若不写，恐怕我的肚子里能装下一个气球。有时候想想也很难过，觉得所有的人都比我气量大，都比我能容人，都比我有涵养。而我似乎总要在别人的原谅和宽容中度过。虽然她也写散文写童话，但我都看不上，我还是比较喜欢她的小说和评论。我一直觉得她写评论过于学究气，对文本缺乏深刻的挖掘和太理性，没想到我看她给伍美珍写的书评以及给另一个成人作家写的书评之后，才发现她的文笔下激情和文采都不缺乏，

有一次，她问我：“四川的《少年时代》下半月执行主编姓什么，她给我约过稿子，我忘了人的姓。”我随口就来了一句：“姓安。”其实，人家姓陈，是藏族人，藏文名字卓玛，汉文名字叫陈晓霞。因为陈也是我的朋友，所以这样的玩笑我敢开。后来陈知道了，笑着说：“哎呀，安老师，你怎么给余雷老师说我姓安啊，哈哈哈！”我说：“人都有笔名，对吧，安是你的笔姓，哈哈。”哈哈哈，朋友们最好都在哈哈哈声中交往，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