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青蛙一样慢慢长大

                                             安武林

名编的专栏，就像2009年一样要和我拜拜了。我知道名编们还很多，我是挂一漏万地写了那么一丁点儿。这不能怪我，怪那些在我眼里身形高大的伟大的名编们不给我留点亲近他们的机会，我无素材可写。这是一个随笔专栏，不是先进事迹报告栏，要写鲜活的人。尽管大家把自己的名字留在经典的作品里世代永传，但这个专栏里面却了无痕迹。我是很遗憾，希望大家不要愤怒或者不满。

最后一篇，是“破帽遮沿过闹市”之作，该我诚恐诚惶地上场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感谢两个人，第一个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社长张秋林，是他把我带进了出版圈；第二个是北京出版集团副总 刘子君（原北京少儿出版社总编辑），是他给了我在出版社安身立命的机会并给了我归宿感。我很喜欢编辑这个工作，从陕西的大型企业做秘书工作跳到出版行业，我似乎才体会到工作着是美丽的是幸福的话并不是形而上的官话。

我在家里是个很令人讨厌的人，尤其是在饭桌上。那几乎是我个人的新闻发布会。读什么书了，写什么文章了，谁谁出书了写得很好建议你们读读，我们出版社在做什么书，我在策划什么书。饭桌差不多变成了书桌。我们家两位都是领导，她们常常会剥夺我的话语权。我很沮丧，也很委屈，只好一边吃饭一边看书，听她们说那些我一点也不喜欢听的话。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有一次，她们在谈论奥巴马，我不甘寂寞地加入到了她们的谈话中去了。起先，我听成了巴拿马，后来在她们大笑声中我知道我听错了。我说这个人不是黑人歌手就是个黑人拳击手，没想到她们笑的更厉害了。最后，还是女儿给我上了一课。

《桃花源记》中的那一族不知魏晋，在我看来实在是一种幸福。我就是那种不知魏晋的人，常常不知道今天地上是何夕何年。星期几，多少号，常常要问别人的。似乎专注于某件事的人才会如此简单。我们的领导知道我这个习惯，所以经常和我开玩笑。玩笑开的最大的一次，是要和作者签合同，我问领导：“冒号，今年是0几年。”领导莞尔一笑：“今天是08年。”我把合同签好了，送给领导看，领导这才哈哈大笑，要我赶紧把日期改一下。他不知道我问这个是什么意思，所以才和我开了这么一个玩笑。没想到，玩笑开大了。

有的人说我是个工作狂，但这个工作狂的评价有点积极表现的意思。我倒没有那么高的境界，就像抽烟喝酒一样，工作着很快乐，所以，我愿意在这文字的丛林中奔跑撒欢。当年初到北京的时候，很多夜晚我都喜欢站在玻璃窗前望着北三环外的那片天空，感觉自己像个青蛙。在办公室整整睡了一年，且是沙发上。工作累了就睡觉，睁开眼就工作。编辑的工作是一条清清的小溪，但足以给我这只青蛙以欢乐和幸福之感了。屋里的，就更了解我了，对我的评价是：你是不待扬鞭自奋蹄的主儿。所以，用不着鼓励和表扬。

我在办公楼上整天来整天去，有时候还哼哼几声。同事很羡慕。问我：“安老师，你没有烦恼么？”我说：“没有，有什么好烦的。”做着自己喜欢的事，要是还有烦恼的话，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幸福可言了。但这话有点大了。比如说，自己做了编辑，就觉得在作家面前矮了半截。遇上作家要我写评论，我又长了半截。心里忽忽悠悠，就像一只漂泊的船只一样。角色转换这个问题，害得我花费了两三年时间。张秋林刚带我走近出板圈的时候就谆谆教诲过我，而把我引渡到北少的时候，刘子君也谆谆教诲过我。心里有了委屈，领导便会开导我。在领导眼里，我是一个透明的人，高兴不高兴都写在脸上。当然也有尴尬的时候，比如说吃饭和一群人下楼梯去单位食堂吃饭，有女同志打招呼：“安老师，你也吃饭去啊。”

我假装很慈祥的样子很关心别人的样子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啊？”女同志笑了：“安老师，我们是一个单位的啊！”我的脸马上就红了，我说：“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你名字。”人家来几个月了竟然不知道，脸皮可真厚啊。人家说：“没关系，安老师，我们知道你就行了！”

我想我都冒汗了。

     我的故事就是一本很幽默的长篇小说，很可惜我不会写幽默小说。虽然是秘书出身，给单位写材料那是气势雄伟纵横四海，可是我总写不好个人总结。编辑嘛，除了利润和码洋，好像没什么可以说的了。如果说有获奖的书，也算是考量一个编辑是不是名编的标准之一，谢天谢地，我过关了。所以，才敢斗胆把自己列入中国少儿出版界的名编。再说，俺还有绿皮皮的出版人才资格鉴定书。这可是政府发的。阿弥陀佛，再说就是罪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