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敦厚、木讷，个矮，眼拙，村里和他同辈的人常常背地里叫他“木发瞎子”或者“木发矮子”。他的话特别少，属于三杠子打不出一个闷屁的人物。母亲的话多，她年轻的时候叫他“闷葫芦”，老了后，又改口叫他“闷死鬼”。

  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未连续地说过三句话，他像一口的幽深的古井沉默着，很少有人晓得他的心里装着什么心思。在我和他相处的日子里，说过的所有的话，大概累计不过一百句。记得我上大学放假回家时，他就丢一句“你回来了”后，就忙他的活路去了，儿子饿不饿，路上有没有周折，他全然不顾，好象谁规定了他只能对他久不谋面的儿子只能说这一句话。每到假期快结束时，他就走到我的身边，用胳膊肘子把我一拐：“拿好”。说罢，转身就走了。他要我“拿好”的是我一个学期六十元的花费。一个“拿好”算是他全部的嘱咐了。我晓得这是他的血汗钱，他要我“拿好”就是要我防止偷儿偷了。即便我小时侯淘气，惹他生气了，他也不象其他的父亲扯着嗓子呵斥，充其量就粗声粗气的一句乡骂“狗日的太不听话了”，便再没了下文。
       所以，他的沉默寡言，大山一样阻隔了我们对他的了解。我们兄弟姐妹五个人，似乎从来都没有真正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小时侯，这种沉默对我来说是一种绝对的威严，面对他不苟言笑的刻板，我们很少跟他有面对面的交流。他对我们做儿女的是非，也很少有直接的评价。他的管教是极简式的，简单得只给脸色我们看。我们做错了事，他也不说一句话，只是虎着脸，不怒自威。父亲很少动粗，他只打过我一次。他用小板凳砸我的屁股。父亲勾着腰、闷着头，砸得气喘嘘的。父亲一边砸，一边重复着“看你还听不听话”。砸完后，他把小板凳一扔，气咻咻地走了。

 直到现在，我已是花甲老人了，但仍然没有他对于我们成长中“应该”和“不应该”的记忆。他给我们留下的教诲，就是勤扒苦做的身体力行和忠厚品性的潜移默化。哪怕是在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候，也是做的远大于说的。他当过十年的生产队长，那个时候，他身在“庙堂”，是很需要运用语言来这种组织协调的，可是他也是在该农民出工的时候，站在巷子口干吼一声“开去了哦-----”。之后，就自顾自地扛着家伙下地了。在他心里始终装着一个朴素的道理，再花里胡哨的吆喝，都不如实实在在地干。用现在时兴的话说，就是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一个纯粹的老式农民，也许的确不需要娴熟的语言技巧，但他因为木讷，也吃了不少苦头。“四清”运动那当口，怕是他一生中与政治联系最紧的时候。他的朋友送了他一袋日本产的尿素化肥，有人硬要说他是偷的，非要他做出符合当时政治逻辑的交代。频繁的提审，通宵达旦的盘问，父亲就窝坐着，死不开口。他勾着腰，双肘撑在膝盖上，一任“大公鸡”的烟卷燃烧着他的沉默，不管“书记员”如何引诱、提醒，他的牙关都没有松动过。

  母亲不怕事，跑过来吼“书记员”：“你们白天黑夜缠着逼他，还要不要他做事了？”

  父亲不说话，伸出胳膊，把手背对着母亲一挥，示意母亲别管闲事。母亲一扭身，“真是撞到鬼了！”

  由于没有口供，这桩事就成了“悬案”。那时的我少不更事，既不知道当时的沉默是一种智慧、一种狡诈，也不知道那些个夜晚，父亲作为被批斗的对象，站在煤油灯的光晕中的那种沉默，既是人性的无奈，也是历史的悲哀。
       后来我有了些许出息，做过民办教师，作过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后来上大学以及现在偶尔“衣锦还乡”，也没见过他一改沉默而张扬起来。有人夸奖他养了一个有出息的儿子，他也只是双眼一眯，露出难得的一笑后，从兜里掏出儿子给他的“玉溪”或者“红塔山”，一支一支地往外派。他自己舍不得抽，在乡亲们扎堆的时候，掏出烟卷盒，翻来覆去地看，不知是眼疾找不到拆封线，还是在刻意公示品牌。他很得意，似乎也在显示着自己与众不同的“尊贵”。
       对他的沉默，我曾有过微词，以为父亲太冷漠。我们小时侯获得的做人做事的道理，大都来自于母亲对我们虐待式的教育中，来自于母亲对某一事件朴素而直观的评价中，而父亲总是静观其变，乐观其成。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在他的语言和表情里，体味过他对我们快乐和苦恼的关注，也不曾有过对我们成长的提醒。直到我结婚成家后，才在与父亲的几次遭遇中，感悟到了他沉默中的隐忍。
       那是二妹要出阁了，母亲把父亲差到我这里来，说是要借五百块钱，回家给妹妹办嫁妆。我不知道缘由，强问父亲的来头。
       他嗡声嗡气地说：“就来看看你们”。
       再没有一句话。他低着头，一口气风卷残云地干掉了一碗面条。其实，后来我才晓得，父亲不喜欢吃稀饭，更不喜欢吃面条。
       当晚，我到单位处理一桩棘手的事，下半夜才回家。当我醒来的时候，父亲走了。他什么时候走的，我不知道。他按老家叠被子的习惯，把被子折成一长溜，顺着靠墙的床沿，放得整整齐齐的。他把煮面条的锅洗了，碗也洗了。他在家是从来不洗锅碗瓢盆、不叠被子的啊！

  我好心酸！心想，我的老父亲跑几百公里来我这里，绝不是就来看看我们。

  后来，我回家过春节，才知道父亲回家后，母亲问他为什么空手而归。父亲说，“看他们那样子，借了钱，他是不会好过的。”
       我知道这话的意思。父母知道我前妻对金钱的态度和我在家里的地位，这钱兴许是借不到的，若是借了，我的小家定会有一场地震要发生。

  我过完春节回来后，看到父亲坐过的那把凳子，就想到父亲窝坐在那里闷吃面条的样子，就想到他那句“就来看看你们”，就想到父亲的无奈、酸楚和做儿子的窝囊。父母和妹妹们节衣缩食供我上学，在我有能力、也应该反哺他们的时候，父亲却是来胆颤颤地找儿子“借”。

  我和前妻离婚前夕，我给他说缘由。他不吭气，只是一口接一口地抽烟。他苍老的面容上，无奈、焦灼在模糊的烟雾中飘忽不定。父亲长叹了一口气，“勉强过吧。不会比坐牢狠吧。”

  我没听他的话。办完离婚手续后，我跟他说，离了。他木木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抽了一口烟：“日后好好过吧。”
       两年后，父亲生病，我把他接到襄阳来 ，媳妇把他安顿好后就出差了。不料，第三天病情加重。在医院的后半夜，他的神智近乎模糊，两腿已经不能自主行走。看到他强撑着想迈开双腿，却又无发动弹的样子，我突然觉得父亲的生命之树正在急速的枯萎。我试图检验他的生命力:“父,把手伸过来。把我的手捏住!”
       他使劲地握着我的手，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脸上泛着孩子般的笑容，皱纹波浪一样地往四周散开。
       我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的与父亲亲近过，也从来没有看见过父亲与人这样嬉戏过。父亲问我：“我有劲吧?”
     “有！有！有劲！”
       其实，我特别难受，眼泪哗啦哗啦地往下掉。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神和笑容啊，看似专注和灿烂，其实里面空空如也。笑容里没有亲情，没有一点可以支持父子交流的智慧的火花。此刻，父亲的笑容无疑是一种无意识的病态了，看似灿然，其实，就像一朵枯萎的花。
       父亲一辈子没吃过药，更没进过医院，一个健康的生命就这样终结了么？
       一会，他似乎突然清醒了。他收回手，又开始要他的裤子。我把裤子递给他，他在腰带里反复地搜寻着什么。我意识到他在寻找存放在腰带里的钱。
      “父，钱在里面，不会丢的。”
        他拉开腰带内侧的拉练，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钱把你!”

   一千块钱。是他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我接过被叠压得硬挺挺的十张百元钞，紧紧地握在掌心。钱币有一丝薄凉，但我依然觉得它有父亲生命的体温。

 “父，我替你保管好，出院了就还给你。”

 “怕是用不上了哦——”父亲哼了一声，重重地躺下了。

  我的眼泪再一次地轰然而下。父亲似乎意识到他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突然自责起来，为什么不早一点送到医院来?他这一走，我到哪里去寻找为他送终的遗像?我不仅没有给他过一个生日，在护士问我他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出生，我都没一口气说出来。他是很看重这种孝敬方式的呀!

  入院之前，他在家里逗留的几天里，特别留意电视里关于肝胆疾病的讲座，我知道他在默默地对应自己。他偶尔嘣出一句“我不怕死”，其实，他特别惧怕死亡、拒绝死亡。那时夫人出差了，我特别无助，我的所有对疾病的解释，所有对他的劝慰，都显得苍白无力。无论我怎样安慰，他都以沉默来对待，用沉默来隐藏他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抗争。
       其实，那几天是他特痛苦的时候，尽管我们说了许多对待疾病的态度，但他对自己的身体有着固有的判断。他本不想就这样告别我们，却又担心花我们的钱，所以，死活不去医院。
       父亲在疾病与死亡的夹缝中挣扎着。他眷念那方滋养他的故土，他想叶落归根，只有故乡的热土才能让他的灵魂得以安息。他闭着眼睛对我说，“送我回去吧？”我没同意，也不敢同意。我不忍看见我的老父亲终老在回家的路途中。他靠在沙发上，没有坚持，但他的内心必然是深深的失望。他的表情特别恐怖，我的所有的语言，在他的脸上都找不到丝毫的回应。那时，我都有些怨恨他的固执，怨恨他不理解我们的一片苦心。
       我呆立在他的面前，无可奈何地看着他。突然，两行老泪象虫子一样，在他的脸上向下爬行着。我心头一紧，我父亲的泪，他的儿子是从来不曾见过的啊!
       我几乎是跪在他的面前:“父，你听我的话好吗?我送你去医院!”
       他未置可否，颤巍巍地到洗手间解大便。我在为他擦洗时，他的眼泪掉在我的手背上。很凉、很凉，冰一样凉。他的眼泪是在感激本不该感激的责任，还是伤心生命的青灯行将熬尽最后一滴油?
       病因找到后，父亲的身体恢复得很理想。我夫人搀扶他在病房的走廊里走路。夫人说:“父，你这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 
       父亲转过头，眯着一双小眼睛，似笑非笑地迅速回应道：“还不是享的你们的福!”
       在我的记忆里，向来语言不流畅、沉默得几近死板的父亲，说话从来没有这样流畅过 。
       前年的今天，父亲走了。他走的那天晚上，我连夜从外地赶回家。他躺在“床榻”上，我跪在“床”前，双手握住他的右手：“父，我回来了！”父亲没有回应我，只有间或几句“我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