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医院的难忘经历

——一次需要身份证明的输血

五年前的冬天，我的老父亲因为小脑萎缩住院，病检时因为大便带血，起初被误诊为内出血，需要马上输血。输血针挂上后，我突然想到自己曾经四次无偿献血，那个豆腐块大小的小本本《献血证》还躺在我办公室的抽斗里。当初献血的时候，血站的工作人员说，谁献了血，如果他的直系亲属以后需要输血，是可以免费等量使用血浆的。

第二天上午，我找到主治医生，递过《献血证》，满有把握地说：“大夫，这是我的《献血证》和身份证，您看我父亲的用血是不是可以免费的？”大夫没抬头，丢出了一句也许是经常说的话：“我只管看病，是不是免费你找医务科。”天本来就冷，听了这话，更觉得冷了。我心想，现在的人们怕两道门，一是衙门，二是医院的门，衙门里办事难，医院里看病难。原来想到只要把《输血证》带来就可以了，没想到还要拐弯到医务科，看来这“以血换血”的轻便活肯定要费不少周折的，说不定比“以血还血”还要难。

下楼，过马路，再上楼到医务科，再一次递上《献血证》、身份证。“白大褂”同样不看我：“干啥子？”我说，免费用血。“白大褂”脸上挂着笑容，温不吞吞地斜了我一眼：“你说免费就免费啊。”她扬起手，把《献血证》还给我，“谁住院？”“我老父亲”“谁能证明住院的就是你老父亲？”

这话真把我噎住了，谁能证明呢？我的母亲、媳妇、兄弟姐妹以及所有认识我和我父亲的人都能证明，但他们又怎样才能证明我的母亲是我的母亲，我的亲戚朋友是我的亲戚朋友？再说即便允许他们证明，他们能用什么东西来证明呢？我的父母是外地人，老了就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的户口在我几十年前上大学的时候就迁出来了，我们的血亲之系在户口薄上早就不存在了。现在能证明的就两种方式，一是通过DAN,证明患者和我是99.9999%的生物意义上的父子关系；二是追根求源地在我老家的公安部门出具一纸文书，证明我们就是父子关系。

“那你说咋办？”

“咋办？回你的原籍找当地派出所，让他们证明你们的父子关系。”乖乖啊，等我到千里之外把证明弄来的时候，我父亲的一条老命还在不在啊。

应该说，医院为防止冒名顶替，程序设计的初衷并没有错，但过于苛求的做法又往往让制度失去了基本的善意。我的父亲还躺在病床上等待着血浆，我不可能为求得一纸证明而耽误救治，但我已经打定主意，就按他们的设计的程序往下走，倒要看看这出戏最后是怎样收场的。

我写了一份委托书，连同身份证一起快递给老家的妹妹，委托她在老家办理我们父子关系的证明。还算顺当，两天后，妹妹亲自送了过来，只是保管不善，“证明书”被雨水湿过，印章有些模糊不清。我立马去医务科，“白大褂”接过“证明”左瞅右瞅，对着灯光查看后，向我投来疑惑的目光：“这章子好像不正规啊。”“你咋能证明不正规呢？”她拢了拢头发，“就算正规吧。不过你还要到你所在地的派出所开一个你的身份证明。”我一听，头都大了，证明我什么身份？官员？教授？地痞流氓？我的法律身份一个身份证就能证明了，此刻的我只与父亲的用血有关系，至于我是庙堂的官员，还是江湖的商人，或者乞讨的流浪汉，与你医院何干？

“大夫，你现在能证明你就是医院的工作人员吗？你是不是也应该到人事部门把你的录用档案给我看一看，让我确认你是代表院方答复我的。”

这回轮到她被噎住了：“你这人咋能这样说话呢？我都是要退休的人了，还是头一回碰见你这种人。”

我知道我是哪种人，我现在就是患者家属，此番交涉并不指望我的父亲就能用上免费血浆，更不是来胡搅蛮缠，我只是想让医院知道，他们应该把贴在墙上的“患者至上”的医疗主张和道德情怀落实在制度设计和具体的医疗细节中，让患者的尊严得到应有的尊重。

“假如你儿子结婚，你要去参加婚礼，需要派出所证明你是你儿子的母亲吗？”

“白大褂”的脸色变了，喘着粗气，但没有发作：“我没法跟你说，这规矩又不是我定的。”她把一塌资料往前面一推，“你找领导去！”

这当口，真来了一个领导，有人喊他院长，但我不知道他是院长还是副院长。“院长”问过缘由，一脸笑容地说：“这是我们院里的规定。如果没有关系证明，随便拿个《献血证》来就要求免费用血，医院不就成了慈善机构了？”他走近我，拍了拍我的肩膀，“兄弟，理解万岁。”说罢，我的“兄弟”一转身，优雅地走了。

领导走了，我却困惑了。我第一次献血的时候是在我所在的学校，当时我是校长，献血车每次开进学校的时候，我都献过血的，一共有1000毫升，而且每一次献血都至少有千余号学生排队献血，一个个都乐呵呵的。我相信没有多少人献血就是为了以后自己的亲人能够用上免费血浆，师生都是为了一份爱心而卷起袖头的。既然当初已经承诺过“亲属免费使用”，为什么又不能在程序设计上提供人性化的支撑呢？或者在解释过程中多一些温情呢？

这叫什么解释啊？活脱脱的免责诡辩！

回到病房后，主治大夫问我免费用血的手续办好没有。我凄然一笑：“您说要到‘医务科’我就没打算用了，只是想证明这‘免费’前有多少关卡。”

主治大夫也笑：“没几个能用上的，除非是夫妻两个同在一个户口薄上，其他的亲属关系要用都要跑断腿的。”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框，“这好像钓鱼执法似的。”

我又困惑了，本是一桩相得益彰的好事，为啥要弄得这般繁琐呢？至此，我突然想到了交易、利益，想到了血头，想到了手术签字单上的霸王条款，想到了纠扯不清的医学伦理。这样想或许有些不仁义，甚至刁蛮，但当时的确这样想了，克制不住地想。

 困惑归困惑，献血如我者断不会因为一次的承诺落空而不再释放起码的爱心，当另一个的生命需要我们伸出胳膊的时候，我们一定还是会义无反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