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宜春“夺刀考生”柳艳兵和易政勇因受伤错过高考。《人民日报》头版为之点赞，江西地方授予二人“见义勇为”称号，有些学校已经也向柳艳兵伸出橄榄枝，愿助其圆大学梦，教育部也明确表示可以为他们设立补考程序，组织单独考试。对此，舆论在为他们的“道德满分”喝彩的时候，围绕是否该不该“破格录取”，展开了高考公平的严肃话题。

不可否认，舆论对见义勇为的真诚敬意和对高考公平的敬畏，折射的是社会公共心理对公平正义的渴望。自有科举制度后，充满状元情结的中国社会从来不缺少状元，缺少的是血性，每年的高考都会产生大批量的各色状元，但崇尚状元的传统世俗文化，并没有繁衍出多少见义忘利的“绿林好汉”。严格地说，呼唤见义勇为的时代，不是一个太平时代，甚至可以说，靠见义勇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时代，是一个悲催的时代。所以，我们在频繁发生的血刃无辜而鲜见有人挺身而出的事实中，感到夺刀考生舍身成仁的弥足珍贵，人们为之击掌叫好，表现的不仅仅是对修缮精神家园、加固道德场域的渴望，也是对社会担当流失的某种失望。

在下做过20多年的校长，我希望我的学生做一个有道德责任的学生，但从不要求学生在危机场合以血肉之躯抵挡歹徒的刀枪，因为社会公共安全是政府的担当，每一个社会个体洁身自好之后所能尽到的道义是基本的扶危济困，法治社会不应该让手无寸铁的公民用生命的代价为社会的平安埋单。

这似乎是一种伦理困境，一方面道德境遇需要必要的手段为之打通上升的通道，让失去高考机会的两名考生在其道德之举被高调喝彩的同时，又能名正言顺地走进大学校园。一些高校愿意为夺刀考生圆大学梦想，并非是无条件的没有门槛的免试入学。事实上，舆论并非绝对地主张夺刀考生凭借“道德满分”而坐上直通车，而是在如何设置条件时，尽可能考虑到他们的道德行为。因此，我们不能武断地说高校递给他们的橄榄枝就是在践踏规则。而反对超越高考程序而进入特别通道，未必就是对见义勇为的道德漠视，道德善意和制度善意的抵牾中，实则是两种社会文明的正常交织。

有网友说，假如想当将军的士兵见义勇为了，是否就可以让其做将军；想当市长的公务员拔刀相助了，是否就可以为之封官晋爵......这些诸多“假如”在维护公平的善意主张中偷换了概念，无意间将道德表彰和兼顾公平对立起来了。这种游离于临危不惧的夺刀事件的假设，与社会采取什么方式让夺刀考生圆大学之梦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另一方面，有时候舆论就像一根搅屎棍，但凡被舆论高度关注的事，多会成为烫手的山芋，舆论的沸沸扬扬，往往会让当事者处于两难选择的尴尬地位，我们本可以在就事论事中，既体恤夺刀考生十年寒窗苦读后痛失高考的心路历程，又保持高考公平的颜面，让考生与学校及管控部门在制度层面进行有效沟通，从而达到个人诉求与社会准则的合理平衡。

其实，面对“道德满分”是否可以充抵高考分数的吐槽，并不是对夺刀考生的苛刻，而是舆论对高考公平的原始敬畏，也是舆论对社会公平准则的一种基本道义。

当然，舆论担心于道德元素对高考公平原则的冲击也不无道理，被视为中国唯一值得肯定还算公平的高考中，公众对颠覆享有教育资源、接受教育的权力不对等的事实尚无回天之力，他们指望能在考场里找到王子与平民的平等，体会制度应该给予每个人固有的尊严，而事实上存在的时而被权力掌控的各种制度性加分，又让高考的公平大打折扣。所以，舆论担心高招制度如果给夺刀考生提供没有门槛的特别通道，会不会给教育公平再撕裂出一条口子，并非毫无道理。

见义勇为和维护高考公平本来就是互不相干的两档子事，是两名考生的特殊身份，在一个特别场合，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才让两者有了特别的瓜葛，并由此衍生出了一个老生常谈的公共话题。如果舆论不能用一个开放的心态，既承认两者并不悖行的存在理由，又认可“考生”、“见义勇为”、“高考公平”之间偶然形成的逻辑联系，而是一味地在泛政治化的泥淖里兜圈子，最后的结果是，英雄在流血之后再流泪。他们已经为我们做了一次表率，不应该再用牺牲未来的生活的代价，为社会的道德、公平原则的建设埋单。人，需要包容，同样，社会对英雄更需要宽宥之心、景仰之情，两名夺刀考生用身体健康、乃至生命为社会利益，已经支付了一份道义，我们没有理由再让他们的个人利益成为社会利益的垫脚石。

在舆论的唾沫飞溅的时候，夺刀考生的淡定和教育部的人性化处理，倒是令人动容。面对记者的提问和母校免费复读的承诺，柳艳兵说，如果不能上大学就出去打工，因为穷，他不愿意再耗一年的时光。教育部则明确表示可以单独补考，这是教育本来就该有的人性光辉。所以，舆论在为见义勇为高唱赞歌的时候，也不妨为接地气的“单独补考”点赞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