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南郊的黄家湾是一块新劈的公墓，我的岳父母躺在第六排。今年的清明节，没有雨，细风款款，阳光异常饱和，妻兄、小姨子一干人马从山南海北赶回襄阳祭奠他们。例行的跪拜、敬香、烧纸后，正准备下山，我发现岳父母墓地一侧新添了一块墓碑，墓主是一位叫“王淮滨”的逝者。莫非是他？一位我所尊敬的医生。

疑惑中，王淮滨的亲属前来祭奠亡灵。我问其中一位中年人：“他是市医院的王医生么？”

中年人似乎答非所问，“我是他的儿子。”

时间果真是一把杀猪刀，没想到当初风华正茂的王淮滨已经成了亡灵。

那是1987年的初夏，我的前妻因为胆结石住院，王淮滨是她的主管医生.住院三天后，王医生通知我明天做手术。那时我28岁，是我平生第一次独立面对至亲的手术，想到白森森的床单、明晃晃的手术刀、血淋淋的切口，不免有些恐慌。王医生见我一脸的惊怵，脸上不经意地露出一丝浅笑：“没问题的，放心吧，小兄弟，我主刀。”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明天签个字。”

签字！签什么字？病房的病友告诉我，那就是生死文书，是生死都由你负责的霸王条款。我想，既然是生死文书，不就是有风险么？是什么风险？风险有多大？我脑子里一团乱麻。病友提醒我，赶紧送红包，两个关键角色是非送不可的，一个是主刀医生，一个是麻醉师，谁都是都不能怠慢的。还有其他陪护的亲属不断地细化风险细节，“得罪了麻醉师，会让你疼个半死；不把主刀的伺候好，说不定留一把止血钳在肚子里，让你受二茬罪。”

很纠结。送吧，哪来的银子，女儿还不满两岁，一家还住在窝棚里，吃剩下的半个鱼头都舍不得扔掉，日子过得太紧巴。不送吧，万一有什么闪失，如何了得？权衡再三，咬着牙包了两个红包，在往信封里塞钱的时候，心里有万般的不舍，那个时候，2000元可是我们家一年从牙缝里抠出来的积蓄啊，但为了生家性命，豁出去了。

当晚掌灯时分，夜黑风高，我小偷样摸到王医生家。王医生在阳台上给花浇水，见我进来，又是浅笑：“还在害怕？”我觉着这笑有些道貌岸然，甚至龌龊、诡秘，但这是道德评判的时候么？能把“信封”孝敬出去，就意味着手术成功了一半。“王大夫，谢谢您费心了。明天手术后请您吃饭。”我在说话的当口，把“信封”往桌子上一搁，转身逃也似的走了，身后是王医生“喂——喂——”的长音。我心里嘀咕道，何苦婊子立牌坊呢。

手术很顺利，不到两个小时前妻就出来了，一天后开始放屁、进食，身体恢复的远比料想的好。见她重新神采奕奕，我在心里感叹道，钱，真他妈是个好东西。

出院结账那天，我拿到结账单和医院的退款，发现多出了1000元，“窗口”见我满腹狐疑，“王大夫替你垫了1000.”

我走进王大夫的办公室，表示感谢。王大夫很淡然，“不收是应该的，不当面退给你是让你放心。手术刀在我手里，世道是大家的。回去吧，好好孝敬媳妇。”

后来的几十年，父亲住院、岳父母住院，我都“世故”过，而且再也没有“偶遇”到一个“王淮滨”，这种“世道”让公众深恶痛绝。吊诡的是，在我们全民共诛之的医疗腐败中，收受红包的医生在讨伐的口水中沉沉浮浮的时候，我们何曾顾及过医疗腐败中的另一个推手——患者或者家属。患者不送红包，医生也许不会主动索取；患者送了，医生也就半推半就地收了；也许不给医生送红包，也不影响治疗效果。但医生毕竟收了，患者毕竟送了，是医生的接收和病人的奉送共同造就了眼下医疗腐败的链条中不端的世道。在我们切齿痛恨医疗红包时，何曾厌恶过自己的为虎作伥？这道理是否就是王淮滨大夫所说的“世道是大家的”？

我向王大夫的儿子说完这道经历，王公子说，我爷爷、两个姑姑都是因为无钱医治而早逝的，老爹发誓学医，救老百姓的命。他拿了一辈子手术刀，没剜过老百姓的心。

我点上三炷香，跪在王淮滨的墓前。我所跪拜的与其说是王淮滨的亡灵，不如说是一种正在流失的节操。

我站起身，见墓碑上王淮滨的遗照依然是一脸儒雅的浅笑，笑容里流淌着慈悲、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