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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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都在一个店理发,每次都选同一个理发师,理发师的发屋搬迁了几次,理发师本人也从一个大姑娘演变成了小姑娘的妈妈,我却从来都没改变我的选择。从一而终是因为价格特便宜,十几年了,我的头发大批量的减少,理发的价格却只从五元涨到八元;二是小姑娘技艺可意,我的头发早已经是稀罕物,头型前鼓后跷,怕伺候不好对路人有视觉污染。
原先的五元钱不需要找零,她刀剪一收,我钱货两清拍屁股走人,后来涨到八元后,也是丢下十元就开路,而她却是要执意找零的。既是老熟人,又是一个男人,人家的服务质量无可挑剔,态度亲和得象自家的小妹,你还好意思接过零头?前天去理发,给她一张百元大钞时,她说你不是有零钱吗。其实,我知道有零钱,但只有七元,人家吃辛苦饭的,又是小铺面,何苦欠别人的工夫钱。当我把手上的零钱给她时,我满以为有过去长期不要找零的经历,她是会认可这七元就是结算,没想到她说:“一块钱下次给吧”。
尽管是小事,我还是有被噎的感觉,也徒生出了无谓的感慨,原来生意场上的钱物来往,跟风月场的皮肉交易并无二致,既讲当时,又讲现实,铺垫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这让我想起有关慈善的事。
某媒体在采访某女明星对失学儿童的资助,这明星对被资助对象说:“你要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日后我老了,不能动了,你也可以帮助我。”在学童紧张地背诵彩排的感恩语言时,明星的这番表达,也许是随性而语,也许是她资助行为的动因,但不管怎样,反映的是她的认知能力、认知水平和精神高度。
去年,我所在城市的总工会组织企业家资助贫困大学生的行为,曾经引起过广泛的轰动,中央电视台等顶级媒体都参与了讨论,很是热闹了一阵子。组织者要求被资助的学生,在台上唱感恩的歌,跳感恩的舞,说感恩的话,要求到学校后,每个月给资助人写一封信,汇报学习和思想。讵料,学生歌是唱了,舞是跳了,感恩的话也说了几箩筐,就是懒得写信。企业家不乐意了,说孩子们不知恩图报,甚至上升到一代人道德缺失的高度,还有的企业家表示撤资,不再捐资了。
我的“七快钱可以结算”的原始想法和企业家资助学生的行为,看似毫不搭界,却是很有关联的。既然我过去没要你找零,你也应该在我钱不够的时候,主动让利一块钱;既然我出资让你念书,你给我写汇报信、感恩于我也是天经地义的。后来我释然了,原先我不找零是男人的一种虚荣,老爷一个计较区区两块钱,还不难为情死了?我不要零头是纯粹出于自愿,理发师索要差额是她的权力,你没有理由把原先的零头当作现在可少付款额的理由。
捐资的企业家从自家口袋往外掏钱的时候,也许和我当初不要零头一样,没有把最初的行为当作后来的条件,只是当后来的事发生后,才想起原先的行为应该体现的功利,但是,被资助的学生作为特定的受助主体,既有被我们忽略的心理感受,又有与我们捐资者对感恩的不同认识。就象老虎不能理解山猫的生存条件给它带来的生命恐慌一样,捐资人对受助人接受捐助的心路历程,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强势和弱势,外在的力量不能对等、内在的感受不对称是永恒的差别。受助的一个学生说,当我的裤缝突然脱线缝,被安排在特定的场合,唱感恩歌、跳感恩舞、说感恩话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被人控制的乞丐。
贫穷被尊重了,尊严却被忽略了!
慈善是济困扶贫的事业,教人感恩也是慈善的教化功能,但是感恩不是一对一、来去路径绝对一致的反pu.感恩资助人是应该的,有能力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才是根本。我的“慷慨”不接受找零,不应该成为欠钱的由头,企业家也不应该把受助对象对自己没有感恩的回应,就把口袋贴上封条了。
世间的事,光讲条件和成本还不行,文化认同、价值同构远比银子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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