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曾经学过历史专业，现在又从事植物学研究，我对中国植物学史感兴趣，也就自然而然了。
　　没有亲身做过历史研究的历史爱好者，往往觉得历史研究是一件很轻松、很有趣的事情，其实大谬。真正的历史研究，无不需要和大量的历史文献打交道，通过对这些文献做大量的爬梳整理和深入分析，才能得出新的结论来，而这个整理和分析的过程其实是相当痛苦而枯燥的。
　　比如我最近，本来完全是出于工作之余放松心情的需要，阅读了汪国权《水杉的发现与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一书，没想到越看心情越不能放松了。因为我以前曾经看过马金双《水杉的未尽事宜》（《云南植物研究》，2006, 28(5): 493-504）一文，这篇文章也是谈水杉发现史的，却对七年前就出版的汪书一字未提，我想其中必定有什么原因。果然，在看了马金双的另一篇文章《水杉未解之谜的初探》（《云南植物研究》，2003, 25(2): 155-172）之后，我才知道，马金双早就对汪书的观点做过详尽的驳斥了。汪书和马文的主要分歧，在于水杉究竟是谁最早发现的，是前者主张的干铎，还是后者主张的王战。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不得不对汪书和马文进行反复的阅读和比对，这就使一段本来以为轻松的阅读历程，变成了一项琐碎的资料爬梳比对工作，而且还挤占了我的工作时间。
　　一个植物新类群的发表，通常需要先进行标本采集和鉴定。在鉴定发现它不属于已有的任何一个物种时，再按《国际植物命名法规》的规定，给出新类群的拉丁文描述（或特征集要），并指定模式，在正规的出版物上发表，这个新类群的地位才算正式确认。如果标本采集、鉴定和文章发表由同一人完成，那么这个新类群的发现史就很简单；而水杉的发现之所以如此复杂，就是因为其标本采集、鉴定、发表各是由不同的人完成的。这一系列过程又是发生在抗日战争后期和刚结束不久，战乱造成的资料丢失，更增加了阐明水杉发现史的难度。
　　经过汪、马二氏的研究，下面的史实已经确认无疑：1943年7月21日，王战根据杨龙兴提供的信息，在磨刀溪采到水杉标本，粗鉴为水松，但不能确定。1945年王战托吴中伦把其中一号标本送给郑万钧鉴定，郑万钧认为不是水松，而是一新属新种。因王战采的标本不理想，1946年2月和5月，郑万钧又两次派其研究生薛纪如去磨刀溪采集水杉标本。其间，郑万钧把一些水杉标本寄给胡先骕，胡先骕在傅书遐的帮助下鉴定出水杉属于日本学者三木茂先前发表的化石属Metasequoia。因薛纪如所采标本仍有不完善处，1947年秋，郑万钧又派助教华敬灿去采集标本。最后胡、郑二人在1948年共同发表了水杉新种，定名为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et Cheng。
　　但是，汪书认为第一个采集水杉标本的人不是王战，而是干铎。干铎早在1941年10月底就在磨刀溪见到了水杉，并采了一份小标本。次年，干铎又请杨龙兴代采标本。只不过，这两份标本后来都在战乱中遗失了。对此，马文反驳说，干铎所采标本已经遗失，而当事人杨龙兴后来又否认干铎曾委托他采标本，并且称自己知道磨刀溪的水杉是缘于亲眼所见，而不是干铎的转告，在这种情况下，干铎是否采过标本已“死无对证”，而且王战的采集也和干铎不再有关系，因此第一个让水杉引起植物学界注意的人理所当然是王战，而干铎充其量是有史可查的第一个见到水杉的植物学者罢了。
　　应该说，马金双的反驳是有道理的，可是因为水杉发现一事头绪太纷繁，他的反驳中仍然有未完全解释清楚之处。比如，汪书称华敬灿在1947年秋动身之前，曾向干铎详细咨询了去磨刀溪的路线和大水杉树的情况，对此马文一字未提；如果此事属实，那么就不能说干铎对水杉发现没有贡献，因为华敬灿的标本也是胡、郑发表水杉的研究材料和重要依据——虽然按照马文的观点，提供信息者还不足以跻身发现者之列。
　　即使这些事情最后能够弄清，为时也已太晚，因为从1947年开始，水杉的发现者之争迄今已经持续了整整六十年了，其间已经有过多少恩恩怨怨，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无独有偶，这种在今天看来似乎没有必要的争执，不仅在中国的植物学者之间发生，在美国的两个著名的植物学家钱耐(R. W. Chaney)和梅里尔(E. D. Merrill)之间也发生了，两人因此失和。钱耐和梅里尔争的当然不是谁先发现水杉，而是谁先把水杉引种到美国。当然，凭着基本完整的文献资料，现在可以肯定第一个把水杉引种到美国的是梅里尔，而不是钱耐；可是，后人在阐明这段公案时，却矫枉过正地把钱耐在水杉引种上的贡献也否定掉了，结果引发了钱耐所在的美国西海岸植物学界和梅里尔所在的美国东海岸植物学界的新恩怨，这真是让人无语。一项了不起的科学发现或科学成就，背后往往隐藏着令人叹息的人事纠葛，这就是让人多少觉得可笑，又多少觉得辛酸的历史事实。莫非我们永远也摆脱不了在自然界的宏大之前自愿或被迫暴露出自己无谓的渺小的宿命？
　　所以，在脑子被有关水杉发现的各种材料和观点搅得昏昏沉沉之后，虽然我仍然对中国的植物学史感兴趣，却在短期内不想再读这方面的书了。那种因竭力想要获得事实真相而导致的筋疲力尽，是在同样劳心费神的研究工作之余，所不能承受的。

2007.09.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