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商研究的四大缺陷及原因

        广东缺少学术理性和学术批判，从而理论深度上常常弱于内地其他省市。这一点，我来广东几年之后，就发现了这个特点并一直思考这一问题。我反对学术批判中的残酷无情，但也反对“哥俩好”的毫无原则性的一团和气。在广东，你很难听到学术批判的声音。为什么？原因多多，比如人们缺少学术献身的斗志，乐于赚钱和享受，怕批判惹祸上身，影响了安逸；再比如，有人急功近利，缺少学术追求和奋斗精神，有利就行，管它科学性如何；商业化色彩太浓，研究心态比较浮躁等。换言之，在广东学术界，似乎大家普遍不喜欢你太认真，更不喜欢你较真。在一个圈子里，大家各退一步，海阔天空，说着好话，提点建议，一般都OK。研究研究，差不多就行。往深处看，这表面上是一种“宽容”，实际上，多是为各自的学术懒惰留一点情面，为自己的学术“寻租”或下一次自己的学术利益留下一个切口。总之，更多的人，是在追赶时髦，借助学术之名，谋求自己的功利，而非真正对学术研究有兴趣。

       由于近期比较关注粤商研究的动向，觉得粤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似乎代表了广东学术界存在的共性问题。这些问题也是粤商研究落后于浙商研究和其他商帮研究的原因。下面，我归纳为四个方面的问题，也即目前粤商研究的四大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就是缺少批判和理性。在广东，如果你在公开场合进行面对面的学术批判，人家会把你当成“怪物”，认为你这个人最不“视做”，进而会孤立你。这次，我实在又忍不住，看到粤商研究现状背后太多的非学术东西，不能不说上几句。

1、感性化

目前从事粤商研究的人不多，成果也不多。但即使已经发表的成果，大多也是从感性的角度进行的描述。文章多是故事化地写实，文学色彩浓，情感化倾向严重。多是从正面的角度，为一些优秀的粤商歌功公颂德，很少引入科学的方法，深入地实证而系统地研究。比如，一直都说粤商“勇于创新”，但从1000个粤商的实证研究来看，这个结论就很难得出，守成的多，创新的少。同样，粤商在发展中暴露出来的大量问题，缺少理性地探讨。

正是粤商研究中的感性化倾向，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是研究很浅，无法深入，与浙商研究、晋商研究相比，粤商研究几乎还未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方法体系，差距太大。尤其是，一些粤商研究的人，在几乎未明确到底是研究人？还是企业？还是一种区域经济现象？研究目标是什么？就天马行空地展开。

一些研究粤商的文章，看上去很有深度、很美，但常常前后部分也是缺少这种逻辑联系，各个部分都是各说各的事情。各部分往往是目前广东最热点的问题和政策罗列，普遍就是三段论：现状、原因及对策，其实相互之间并不呼应。一大堆热点现象和热点政策的聚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缺少逻辑。

感性化的背后，就是缺少理性分析。一般都是只顾表述自己的观念，对别人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变相地为已所用，变成自己的东西，不评价，不分析，不批判，少引用，也少议论。“各说各话”，从而大多低水平重复，或者不在一个平台或角度说话，形成不了学术交流和研讨的氛围。

2、口号化

目前的粤商研究，几乎成为一种宣传运动。因为一些研究人员，是在极尽全力地寻找一些美化粤商的宣传口号。勇于创新、敢为天下先、达济天下、诚信为本，等等。这些大多是一些能套在全国各地商派商帮的口号。如果仅仅是为了鼓动和宣传的需要，未尝不可。但做为研究，这就很不够。

首先，必须将这些口号转化成学术性语言。比如，勇于创新，就应该探讨与浙商、晋商等相比，粤商在哪些领域创新比较多？基于什么样的动机？创新的行为和模式如何？效果如何？是偶然现象还是持续性现象？创新的动力机制何在？等等。

其次，在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引入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体系。比如，探讨粤商创新问题的前提在哪里？影响粤商创新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影响因素所起的作用各有多大？而当条件变化和影响因素变化后，将产生什么连锁变化？等等。

这种口号式的研究，最经不起推敲，也无法说服人。即便是喊得声嘶力竭，它始终还是口号。口号喊一万遍，它始终不能成为理论。

3、经验化

目前粤商研究的现状分析、优势和弱势分析、对策分析，几乎都不是建立在大量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而是凭一些推测和经验的直观判断。

目前大家探讨的问题，揭示的现象，例如，务实、低调、宽容、灵活等，都是基于经验的判断，而非严格的科学研究的结论。说出来的是一些感觉，是经验描述，而不是根据事实和逻辑分析得出的结论。

经验化的研究，常常陷入表象化地描述，对问题的分析也就只能局于对一些表面现象的解释，难以走进问题的内部，进行深度研究。

4、庸俗化

可以说，目前的粤商研究充满着极端的功利主义色彩。有些所谓粤商研究，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穿着一件粤商研究的外衣，其实，就是在自己原来的企业管理或经济学研究课题前加一个“粤商”二字，投机取巧，赶时髦。而实质上，他们的那些研究根本与粤商研究无关，而是基于一种功利主义而拼凑进去的东西。

这样的研究，最扰乱视听，也最败坏粤商研究的风气和声誉，就如同为了赚钱，不惜走私、造假甚至违法一样，典型的“急功近利”。看到粤商研究很时髦，是一块肥肉，好去企业拉赞助，就赶紧往这里靠。明明是一些普通的企业管理问题，摇身一变，就成了粤商研究。

这种庸俗化的研究，最大的特征，就是骨子里根本不涉及粤商，而只是在标题或书的前面挂一个“粤商”二字，例如，粤商的理财、粤商的管理、粤商的人事管理、粤商的对外贸易等。

当然，并不是说这些问题与粤商无关。而是说，这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不是从粤商的角度出发的。比如，谈粤商管理，却不涉及粤商管理的经营哲学、它的起源、它的特征、它的演变、现状如何？等等，而是教材中全世界通用的一些管理知识，这算什么样的粤商研究？

我们从2004年开始粤商研究，关于粤商的起源和分布、粤商成长等课题，一做就是四五年，还不敢对外发布，还只是一些初步研究。同样，我们关于粤商的个性特征研究也仍然处于案例整理阶段，1000个案例的分析都还未弄完。之所以说这些，是想表达：为什么我们粤商研究，就不能踏实地真正地做些科学研究？非得要“山寨化”，那么急功近利？

或许，上述四个粤商研究的缺陷，只是我们广东为什么社会科学长期落后的原因的一个缩影。它真是反映出我们广东社科理论界常常赶了时髦，刮了一阵风，最后却并没有形成什么严格的理论体系和学术理论成果，不了了之。

我们说，粤商缺少“人文精神”，其实，最最重要的，是我们广东理论界包括我们粤商研究，最缺少人文精神。我们粤商在“宽容”与“和气生财”的背后，有时其实是“怕惹事”、“少管闲事”、“自扫门前雪”等心态在做怪。同样，我们的研究学术界，所谓的“学术宽容”，就是要大家一团和气、相安无事，最终的结果，就是相互之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相互批判。

批判才能进步。我们粤商研究最缺少也最需要的就是一种敢于批判的精神。如果没有批判，没有科学分析，我们的粤商研究始终将是“小儿科”，始终就是几句自以为是的口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