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与许多城市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外向型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决定了东莞企业以加工贸易为长项，也正是这样的经济气候孕育了一批擅长以出口为导向赚快钱的企业家。历史经验表明：要使经济富于活力与长于实力，离不开企业家的创新驱动。然而，莞商的创新动力几何？这与东莞打造创新型经济息息相关。广东商学院教授王先庆认为，在如何打造世界级的商业领袖问题上，东莞还缺少具有战略意识的商人型企业家，及能够有一定自主控制权的资本市场体系和流通渠道体系。本文由《看东莞》记者曹丽娟采写，发表于该刊2012年03月27日，原标题为：探源莞商创新原动力。

　　呼唤企业家精神，已成为东莞企业界向创新出发的原动力

　　一个经济体能否实现持续性增长，关键在于企业家精神配置于创造性的生产活动中，还是配置于寻租性非生产活动中——呼唤企业家精神，已成为东莞企业界向创新出发的原动力。

　　但是，东莞的情况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看东莞》从采访中发现，无论是新一辈创业者，还是几经商海沉浮的老一辈企业家，都认为创新于企业的发展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方向，但是不见得马上要动手或全力投入其中。

　　历史经验表明：要使经济富于活力与长于实力，离不开企业家的创新驱动。

　　然而，莞商的创新动力几何？这与东莞打造创新型经济息息相关。

　　为何“创造性破坏”不够？

　　他们未见得马上进行创新尝试，因为企业家的有限理性、企业发展模式的依赖性及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仍存在

　　许多人都关注到，东莞上市公司数量较前些年有显著的提升：截至去年12月底，数量已增至11家，预计2012年再新增3家上市。

　　这可视为东莞企业家创新成果的一种现实反映。但是，与东莞数以万计的企业而言，这个“两位数”却显得异常渺小。

　　若从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创新依赖企业家破坏性创造活动”的观点来看，东莞这个比例悬殊的背后，正折射出企业家的创新极度不足，他们的“创造性破坏”，即创新精神太矮小。

　　这是有历史根源和成本考量的。

　　东莞与许多城市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外向型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决定了东莞企业以加工贸易为长项，也正是这样的经济气候孕育了一批擅长以出口为导向赚快钱的企业家。

　　一个可以佐证的东莞现象是，东莞目前许多搞制造业的企业家群体中，大多数都有在大型外企从职的经历。一部分能力强的、职位至企业管理层的人，在发展资源积累到可以单飞的时候，则选择自办企业，但是，经营的理念自始没有跳出加工贸易的母系。

　　在广东商学院教授王先庆教授看来，东莞企业界习惯于接订单、建厂房、搞物业、收租金，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从最初的“利用外资”到被“外资利用”的“从属型”经济成长机制。在工业化中期基本完成原始积累后，经济依然惯性地由“外资主导”，至于如何借助外资建立自身的产业体系、服务体系、资本体系、市场体系等，一直缺乏一个长期的战略思维。

　　而对于创新成本方面，企业的创新不是更换一条生产线或引进一批人才那么简单，更深层的因素还有，来自于市场和战略的现实考量。

　　在政府引导的转型升级过程中，茂荣集团CEO曾天仁就有很多新尝试，其中包括安排颖祺实业创建女装品牌“windsor kadewe”，预计今年5月开始大刀阔斧地建渠道。

　　曾天仁说，这样做是为了提升茂荣公司以战养战的能力和自信，下一次就可以更往S曲线的前端切入。

　　在记者看来，曾天仁也不是今年才看到建设渠道的重要性，更不是今年才考虑创新发展模式，关键之处，还是在于创新动力与时机问题。

　　像曾天仁这样的例子，东莞目前很普遍，尤其是那些专一做出口的加工贸易企业，他们的目的不言自喻——通过各种办法来改变现状，以引领公司走出经营的低谷。

　　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出口市场的低迷，一直倒逼着东莞企业重新评估发展模式，努力从创新中寻找利润新空间。

　　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未见得马上进行创新的尝试，因为企业家的有限理性、企业发展模式的依赖性及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仍存在。

　　从出口转战内销，是企业的一种创新行为。而这种市场导向的转变，意味着企业家要打破“有限理性”的顾虑，摒弃发展的“依赖性”，摸清“不确定性”，重新布置生产经营体系，原来那套“从属型”体系已不适用，这些改变大至企业战略，小至产品设计、促销推广。

　　以前是轻车熟路，现在是举目陌生。如果没有足够的创新动力，那么，谁会去进行结果不可预知的尝试？

　    何以让创新禀赋回归？

　　东莞是否应重新审视让创新精神发酵的土壤，以促他们的创新禀赋迅速回归本位

　　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观点，企业家最基本的特质和功能就是创新。换一个角度来说，“创新”就是企业家的一种自然禀赋。

　　观察东莞企业家这个群体，还有一些现象值得关注：在出口疲累的背景下，一些企业二代接班人不是沿袭父辈衣钵留守制造业，而是转投其他领域，实业的魅力渐行渐远了；一些处于当打之年的企业家，步履越发沉重，在薄利时代苦苦前行，甚至心生去意。

　　按理说，无论是经验丰富的当打之年企业家，还是经验欠缺的后来接班人，应是更有条件去舒展拳脚，闯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乐观。那么，从这些现象来看，东莞是否应重新审视让创新精神发酵的土壤，以促他们的创新禀赋迅速回归本位？

　　其实，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后，可视为东莞企业家创新意识觉醒、并转化为行动的分水岭。

　　日新传导科技有限公司是东莞电线电缆业“一哥”，其掌舵人李明斌说，公司正式切入电动车行业，成立一家全资子公司，开发电动汽车充电桩项目，服务电动汽车的充电环节，甘愿做首个吃螃蟹者。

　　他的话语令记者尤为深刻——“没有知道人这个方向对不对，但起码是试过了。要么是勇士，要么是烈士。”这种富有冒险精神的话，并非他为求一时之快。

　　他把创新动力归为“道理好简单”——跑在前面的人永远比跑在后面的人更知道路在何方。国外第一流的企业，都是在主动探路，探到路以后修路，修完路就开始建收费站，这时中国企业再跟着跑就得交钱。他决心自己找路自己修路，以防公司变成“慢鱼”，给“快鱼”吃掉了。

　　像李明斌这样的创新者，在东莞并非偶然的孤例。

　　台湾商人林瑞福用渐进式创新为公司凯励电子“正名”：2009年10月，他组建专业团队筹备转“三资”工作，开展“二次创业”，终于2011年底摘掉“来料加工”的帽子。

　　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在东莞企业家群体中，占主流的仍是普通型企业家，杰出型企业家凤毛麟角，像步步高的段永平这样领袖级人物少之又少。

　　王先庆认为，在如何打造世界级的商业领袖问题上，东莞还缺少具有战略意识的商人型企业家，及能够有一定自主控制权的资本市场体系和流通渠道体系。

　　在打造创新型经济的背景下，东莞很有必要梳理有利于企业家精神发育、成长的政策与机制，引导他们迅速走出加工贸易母系的发展语景，并用物质性奖励消除他们的孤独感，甚至在税收方面，用灵活的方式分担创新所带来的成本与风险。

http://kdg.timedg.com/news/2012-03/27/content_926229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