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正躺在床上睡回龙觉，电话响了，是妈妈打来的。给她回拨过去，妈妈说没什么事，家里就她一个人，想告诉我：爸爸把信弄丢了，没给我寄成。而且，爸爸的心情好了许多。

    妈妈所说的“信”，是爸爸写给我的，昨天就听妈妈说，爸爸骑自行车上镇上去了，前几天在写着什么，可能是给我写的信。而让爸爸在时隔五、六年后重新启用这种古老的方式的，自然还是有关我的个人问题。妈妈告诉我，爸爸总埋怨她不催我解决个人问题，因为在爸爸眼中我是最听妈妈的话。电话中，妈妈还说：“我不寻思啥了，只要你觉得幸福比啥都强，村里人问我也没什么。”我能体会到妈妈说这番话时的心情，其实她又何尝不想我能早日像别人一样娶妻生子呢，只是妈妈从来不会呵斥我们，而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理解和包容着我们姐弟几人。上次来北京，聪明的妈妈肯定是觉察到了我和老婆的关系，只是她不可能和爸爸说，就自己在努力地适应着这种可以说是实在太突然的变化。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说我也考虑到怕他们在邻里间觉得尴尬，毕竟，婚姻大事甚至包括收入等情况都是村里人最爱关心并疯传的话题，而我的父母他们就生活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即使他们能接受我，但也还要面对世俗的目光和“关心”。听了我的话，妈妈还是说“你别考虑我们，我们没事”，而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难过，让父母骄傲了30来年，但在这个最不是问题的问题上我却出了问题，这又该怪谁呢？命运捉弄吧，只能大抵如此。

    爸爸昨天晚上回到家才告诉妈妈，信放在口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弄丢了。这样，我就不用看那封让我更加难过和难堪的信了，昨天我还在和老婆说，如果接到信我是不是该回一封信，老婆说当然要回，只是我知道措辞应该又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现在不必回信了，而父母的期待，却注定让身为同志的我们一辈子都无法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