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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晚报专版:孙喜玲:行走乡村是我的责任

(2014-06-15 22: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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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喜玲

荒村拾遗

山西晚报专版

分类: 转载
山西晚报专版:孙喜玲:行走乡村是我的责任

女作家孙喜玲新近出版了她的《荒村拾遗》,厚厚一本书,她写了三年。但她在山西的荒村里,跑了不止三年。她总说,出版这本书是为社会尽一份责任,是为古老的农村留此存照。价值就在于荒村人文历史、民俗风情、自然风光的“拾遗”,因为这些东西很快会彻底消失不复再现。
    她始终认为,农村是中华文明的根脉所在,是每一个华夏子孙共同的家园,农村的荒废是一个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应该引发众多文化人的思考和追问。《荒村拾遗》出版后,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多的超过了孙喜玲的想象。对于这一点,她非常欣慰。

A 数次接触空壳村因震惊和不解开始荒村之旅

    山西晚报:你本身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和荒村有关系吗?怎么会开始对荒村感兴趣呢?
    孙喜玲:我在2009年已经退休,现在是一位业余作家。早先从事过文艺工作,也做过报人和时尚杂志的执行主编。对于荒村的关注与我的职业关系不大,但由于从小生长在吕梁山黄河边的农村,深知农民艰辛和不易,感受过农村曾经有过的宁静和美丽,因此对农村的一切比较留意。也因此对农村当今的衰败感到痛心疾首和不可思议。
    山西晚报:你第一次看到空壳村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孙喜玲:2003年在杭州临安的洞霄宫第一次看到空壳村,这个村子叫九峰村。这个村子坐落在苍翠的大山间,古木苍苍,人影寂寂,老屋隐隐,拙朴静美。可这么美丽的村子只剩了四口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空壳村”。当时也没有十分在意,以为“空壳村”现象不过是个例问题。
    2009年初春,随同几位摄友去到阳城的大山里游玩,不经意看到了一座座的“空壳村”。这些村庄镶嵌在山坳间,随坡就势,青瓦青砖,充满自然的大美。可用照相机拉近来仔细一看就看出了村里的颓败,房子大多残破不堪,许多人家的窗户只剩了黑洞洞的窗框,且每个村子几乎都是一样的空寂,一样的萧索,自此才知道,农村的空壳化已是一个全国普遍的现象。带着疑问和不解,我开始有目的地探究走访晋城周边的自然村。
    山西晚报:据我所知,旧村落有很多门洞,能够往前追溯很多年。但是近几年来,都是因为开不进来车,所以被拆除了。传统文明可以滋养精神,现代文明能够提高生活水准。当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遇到冲突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保留传统文明呢,还是发展现代文明?
    孙喜玲:城市的发达和高科技提供给人们的种种方便和享受是不能否认的,但现代文明是否建立起来了,有待观察。现代化是物质层面的,现代文明则是精神层面的。至于乡村旧建筑妨碍了人们对生活的高要求,比如你说的旧门洞阻挡了车辆的出入,都是可以采用一定的手段给予协调解决的。比如另外建一条可以通车的进出口,应该不比拆除了再建更费钱。保护和发展是一对矛盾,但是并非没有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
    山西晚报:你在很多个村庄中都观察到了水的消失,泉眼不冒水了,河流变得细小了。你认为水的消失和村子的荒芜有关系吗?
    孙喜玲:河流的消失和村落的荒芜一样,应该都是发展过度的结果。中国有句古话,叫“过犹不及”,事物发展过头了,就会走向方面,还不如“不及”。“不及”尚有发展空间,“过”了就没有了空间和余地了。在某种意义上讲,发展过度等同于毁灭。一般来说,作家提出问题,政治家解决问题,古今中外有那么多成功的例子可以供我们借鉴。
    说到河流,要说水和生命的绝对关系。我们的祖先喜欢择水而居,是因为生活离不开水的缘故,所以许多村庄都是以河流命名的。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B 农民应该受到应有的尊重

    山西晚报:在《荒村拾遗》的序言中有一句话很打动我:“农村曾经的辉煌,告诉我们中国农民有过的精致生活和高度的自治能力。”但是在很多人的眼中,农村人却是粗糙和蛮横的。从你的这句话中,我感觉到了对农村不一样的解读。你所描述的精致生活和自治能力是怎样的?
    孙喜玲:现代农民受不到应有的尊重,社会地位地位低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城里人说某个人狭隘,计较,小聪明,见识浅,就会用“农民”这个词来形容。其实,农民的粗糙蛮横只是农民中的一种。在历史上的中国,农民向来也是有等级有阶层之分的,不可一以概之。封建时代的农村曾经为国家输送过无数栋梁级的人才,从前的农民可以是流氓无赖地痞,也可以是乡绅、财主、秀才、举人,归隐林下的士大夫也是农村的居民,也该称为农民。其时,文官告老还乡,武将解甲归田。仕宦做官,家属在乡。皇权不下县,国家给社会自治留有相当的余地。乡绅充当着社会桥梁,起着上传下达,教化训导,主理一方的作用,是传承华夏传统文化,维系社会安稳的中坚力量。此外,乡绅担负在乡里开义田济贫困,资助子弟科考,组织壮丁保家护庄的责任等等。由此可见,中国的农民曾经不是清一色的粗糙蛮横。当这个完整的社会形态被历史的发展打破后,农村的凋敝和衰败就已经开始了。今天再重提“农村自治”这个政治主张,但惜乎农村的现状或已丧失了自治的基础。
    山西晚报:看了这么多荒村,你认为荒村之所以荒,它的根源是什么?
    孙喜玲:荒村现象绝不是独立的现象,是各种历史因素、社会因素、政策因素,体制因素的综合体现。荒村的概念不是房倒屋塌,不是耕地撂荒。荒村最荒的是人荒。农村没有了年轻人就没有了未来,而一个健全的社会不可以没有农村,更不可以没有农民。城市历来只是农村的寄生物,城市的存在和繁荣必须依靠农村的供养,不可想象,如果没有农民的耕田、种植、养殖,城市人将何以为生。农村是社会金字塔的底座,农民是这个底座的基石,如果这个金字塔倒过来,社会将会怎样?荒村之所以荒,原因很多,主要的一条,是当今的农业养育不了农民。都知道“谷贱伤农”这个道理,但很久以来农民种田不挣钱,甚至倒赔钱成为司空见惯众所周知的问题。因为务农不能养育农民,不能满足他们就医、求学、结婚生子等一系列基本需求,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受到很大的打击,这个打击延续了许多年,成为了年轻一代农民逃离农村的一个主要因素。
    山西晚报:从来都是新的覆盖旧的,就连晋阳古城,也是宋代的覆盖唐代的,现在的又覆盖宋代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旧的渐渐荒掉,新的慢慢建立,是否也是一种永恒的规律?
    孙喜玲:从建筑角度而言,新旧更替这是常理,要农村的老建筑永远存在下去是不客观的。但是你说的是历史进程中自然的新旧更替,而不是人为的大拆大建,或者运动式的有组织的毁坏。旧建筑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他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农村的民居承载着中华的农耕文明。附着其上的历史文化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事实上,我们消灭了农耕文明,并没有建立起来工业文明,在文明意义上的新旧更替尚未完成。而所谓的新农村可能是比老房子好住了,宽敞了,明亮了,但若论美观和内涵远远不及老房子,许多新农村的建筑毫无风格可言,如同军营般整齐划一,一样的面积,一样的走向,一样的款式,一样的用材,甚至有的村子建成了欧式风格,石膏雕塑的天使,喷池,花园,令人走进去不知道身在哪个国家,表现出了文化上的浅见无知,中国传统的文化在民居建筑中的继承已然出现断裂。现代国人在丰富的物质生活中丧失了审美功能和对美的感觉和追求,丧失了对传统建筑文化美之所在的认知能力,这是很可悲的。

C 现在连记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山西晚报:你的文字风格有点类似《舌尖上的中国》,写意生动,也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儿,记录岁月和风土。是不是受到了这部纪录片的启发?
    孙喜玲:我平时是很少看电视的,《舌尖上的中国》是在女儿推荐下看了几个零星的片段,应该说受其启发是不存在的。其实,在整个采风的过程中,我的心情十分压抑,写这本书中的文章许多时候会很难过。
    山西晚报:从很多文章中都能看出来,你是和丈夫一起去这些荒村探访的,这是你们夫妻二人共同的兴趣吗?
    孙喜玲:我不会开车,退休后更没有相关的单位力量可依赖,全凭一己之力难以完成四处跋涉的采风任务。恰好丈夫的职业是司机,除了打的,只能是利用丈夫的休息日请他开车带我走访。而且乡村现在的治安不好,尤其是古庙的文物失盗严重,窃贼们常常是脖子里挂着相机出现在农村,所以农民对外来人一律不大信任,没有官方引荐,采访受到了很多阻力。有一个村子的农民不由分说竟然像撵狗一样的撵你,说:“去去去,不管你是什么人都不欢迎。”其间受的辛苦和委屈只有自己知道。《荒村拾遗》出版后,有政府官员拿着我这本书说:“喜玲辛苦了,你做的事情是政府应该做的,我们应该谢谢你。”我听了眼泪差一点落下来。告别了这位官员,打的回家的路上,突然就觉得很委屈,憋不住的想哭,忍了又忍,眼泪终究还是忍不住地流了下来。新书出版那些天不知怎么变得很脆弱,很伤感。别人一句鼓励的话,一个理解的表情都能触动我的泪腺。我也知道由于条件和时间、资金等因素的限制,采访不充分,不到位,书中不少是走马观花的文章,但之于个人而言,已经是尽力而为了。

本报记者 康少琼

( 责任编辑:郭丽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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