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杭州，我感觉浑身憋胀，关节疼痛。尤其是左胯骨，不能盘腿，走路重心老向一边倒，前几次发作在杭州住一阵子，症状就会消失，这次回来后怎么也好不起来。去胡庆余堂看了中医，开了几付汤药和增强免疫力的补品，又找了一个按摩的所在，在所有关节部位拔了一通火罐，但症状依旧不见减轻，我想弄不好不等老年到来真会拄起双拐了，想想有些恐惧。这代价付出的有点始料不及，始料不及的原因还是自己的幼稚无知。以为自己很有点学问和见识了，其实依旧一条糊涂虫，可是若非亲身经历，哪里会明白这份糊涂。

剩下的事情是和公司结算工资，合计应该还有五千多元。还有就是察看我的社保是否如期缴纳。以我对柳芸的了解，我很怀疑她履行协议的诚意。

果然，我去公司结帐，大姐说：“扣得只剩下五百元了。”

我问：“都扣得什么？”

大姐说：“你回家二十天，工资当然要扣掉了，杨梅节上有五百元的杨梅款是未经允许支出的，你违反了规定，当然也要扣掉了。”

我说：“那是给客人上的，钱也都收回来了，你就没有仔细看报表吗？至于二十天的休息，别人不知道，你应该了解的吧，我多少个休息日没有休息，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应该摊得过来吧。再有，就是事前和柳董说过的，我集中工作集中休息，为了山庄，我连女儿高考的事情都没有管，你们这样扣也太不近情理了吧。”

大姐说：“我知道你很辛苦，但这是柳董的意思，我们只有执行的份。还有，你拍摄过的胶片没有交上来。所以也扣掉了。”

我说：“话不能那样讲，那工作不是我的份内，应该另外付我报酬我没要就算了，何况相机和技术还是我的吧，兑也兑过来了。再说我给任何公司拍照片从来都不交底片。”

大姐说：“那不行，别家公司可以允许你这样，我们公司不允许的。你不交出底片，我就只好扣你的工资。要不你去找柳董谈谈？”

我说：“那我找柳董谈好了。”

我敲门走进了柳芸的办公室，柳芸看见我神色淡淡的打了一个招呼，说：“你来啦？”

我问：“忙什么呢？”

柳芸说：“明天有我的课，还有一个讲座，我正在准备讲义呢。你有什么事说吧，我很忙。”

我说：“我想知道一下，你为什么这样狠的扣我的工资，什么道理？”

柳芸说：“不要这样和我讲话，既然扣了就一定是有道理的，我从来不做没有道理的事情。”

我说：“我敬重你是个知识分子，所以才对你投放了绝对的信任。我和你有过口头协议的，你也答应过我集中工作集中休息，不扣工资，这你是答应过的。”

柳芸说：“我不记得有过这个口头协议，我也从来没有答应过你这样的条件。”

那一瞬间，柳芸吸血虫一样的刻薄寡恩喝背信弃义的丑恶嘴脸让我愤怒至极。

我看着柳芸粉白的脸，心中充满了对这位有钱的知识分子巨大的蔑视。觉得她其实很穷，穷在骨子里，这样的人即便是拥有了全世界，仍然会透出骨头缝里的穷酸来。

我用了很大的耐力才克制住了光火，说；“我为公司付出的辛苦，只要一个人天良没有泯灭，就应该能掂出来的，三个月效益翻了三番，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加班加点不说，单说我落的这一身风湿骨痛，也是一种付出和牺牲吧，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那是我的辛苦钱，这样扣你不觉得太过分吗？”

柳芸说：“照你这么说，你落下这身病都是我的罪过了？那么你在这里干几天我还得为你养老送终不成？”

柳芸无赖般的语言和态度，比那座芙蓉山更让我感到气血亏损。

我忍住了想骂娘的冲动，说；“做人是要有良知的，讲道理是一个知识分子最起码的修养。”

柳芸说：“我讲的难道不是道理嘛。”

我不想再和她纠缠下去，不理解这样一个人是如何在高等院校为人师表的。而芙蓉山毕竟给过我激情和快乐，我不想为了区区几千元闹得惊天动地，压了压心头火，说：“好吧，我退一步，我把胶片交给你，你把工资给我结清。我出来打工是为了养家糊口，我有女儿尚未成人，需要养活。”

柳芸说：“胶片你不愿意交可以留着，但是你记住，除了要扣除你的这笔钱外，你没有权利随意发表，如果一旦看到你发表或者使用这些照片我就会起诉你侵权。”

我一时哭笑不得起来，不相信这么无知的话会出自一个名牌大学人文学院的副教授之口。搞不明白应该是我说的道理怎么反而到了她的嘴里。

我想说我自己拍的照片，著作权和署名权法定是我的，公司只有使用权，没有资格干涉我发表或者使用。可是最终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忘了是谁说过的一句话，说：和一个不讲道理的人讲道理等于不讲理。于是我沉默了。

柳芸寒着一张浮肿的脸，面色苍白，不再和我争执。

我瞥了柳芸一眼，拍了门子走出了她的办公室。胸口被恶气堵得发慌，想狠狠得发泄一通却找不到对象。此时我宁愿自己是一个不讲廉耻不要面子的农村泼妇，可以无所顾忌的破口大骂，我更愿意自己是一个功夫了得的武林莽夫，敢提起拳头揍人，潇洒地快意恩仇，但是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做不出来，我能做的只有一个人气呼呼的回到住处，开始整理那些胶卷。

第二天，我去保险公司查询我的保险缴纳情况，社保中心告诉我说已经有半年没有交了。我的气又是不打一处来，打电话给大姐，用非常不客气的态度，责问她为什么能这样言而无信？我申明，必须在一周内把我的问题处理清爽，否则我一定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讨回公道。

大姐说：“最近忙其它的事情，一时抽不出空来，马上就为你补交。”

我说：“大姐，你告诉柳董，不要欺人太甚，不要玷污她一个大学教授和企业家的名头。”

周一，我又去了红幡公司，把胶片交给了大姐，大姐很认真地一五一十的点了，放进了铁皮柜里。

我说：“现在可以给我结帐了吧？”

大姐说：“还不行，得刘董签字。”

我问：“刘董不在吗？”

大姐支支吾吾的说：“柳董身体不好，住院了。”

我说：“上周还看着好好的，怎么就住院了呢。”

大姐说：“有点不舒服。”

我掏出手机，拨了柳芸的电话号码，回答我的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我问：“什么病吗，还需要住院？”

大姐说：“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柳董这次病的挺重，脑血管的问题，现在都深度昏迷着呢。”

我大吃一惊，问：“脑溢血吗？”

大姐说：“倒也没有那么严重，做了CT，说是没有出血，就是昏迷不醒。”

我问：“什么时候的事情？”

大姐说：“就上周五，柳董去飞机场接她妹妹，中午和她妹妹一块儿吃饭。吃完饭，坐在饭店的沙发上休息，突然么就喷射状的呕吐起来，接着人就昏迷不醒了。”

我沉吟了片刻，问：“有生命危险吗？”

大姐说：“住院打点滴呢，现在谁也说不好。医生说可能是脑血管痉挛。如果不注意就是脑溢血了。反正不是什么好病。你想吗，管着三个公司，还要带课，带硕士生。又是九三学社，又是这个协会那个组织的顾问、理事，这么多事情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不病倒才怪事呢。”

我想起了上海那位投资商冯总说过的，在佛祖面前随便发誓是要受到惩罚的，这或许就是她得到的惩罚，更或许是她刻薄寡恩的报应。此刻我有些理解了革命，理解了为什么穷苦人要起来打土豪分田地。

我说：“那我的工资她怎么说？”

大姐说：“人昏迷着呢，没有交代意见。东西我放下，你先回去，等柳董出院了我告诉你好了。”

我说：“人都这样了，我也不想斤斤计较了。希望她能早日康复出院吧。”

大姐说：“没有办法，只能等了，她不签字我们不能为你结帐的。我们也是给人家打工的，吃谁家的饭，要受谁家的管啦，有什么你也不要怪到我头上来哦。”

看来如果柳芸永远醒不过来，那我的工资也就永远也要不回来了，没成想给人打工还有这样的风险。

等待结帐的这些天，我去女朋友的公司看了看，这位女朋友是来到杭州后结识的一位山西老乡，在杭州时尚圈里混的不错，自己组建公司还是第一次，刚起步，小打小闹的规模。朋友劝我和她一起做，给了我和柳芸公司基本相等的待遇，但我十分疲倦了，感觉老了，漂不动了，也不想受谁的指使了，我决定回老家去。

走前我去看望了柳芸，想再为自己争取一下应得的报酬。

柳芸已经出院上班了，看上去胖了些，脸色依旧不好，浮肿，惨白。见到我仿佛很高兴的样子。说：“喜玲啊，人在生死边缘上转了一遭，收获很大呢，什么事情都看开了。”

我说：“一切都可以再来，唯独生命只有一次。命没有了，事业再成功，钱再多，又有什么意义呢？”说着，由不得鼻子一酸，为了和她半年多的交道和由这些交道产生的出的种种摩擦和恩怨，为了一个熟悉的生命差一点消失。

柳芸说：“我在昏迷的时候，其实脑子是清醒的，只是没有了表达的能力，我一门心思在想，我不能死，我还有小儿子没有成人，我还有事业没有完成，我怎么可以死呢。身边的人们说什么其实我都能听得见，就是没有办法表达。”

我说；“我准备回老家去，就等工资结算了。因为你生病，已经等了很多天了。”

柳芸说：“我知道，我已经批了，你去结吧。”

我去了大姐的办公室，大姐拿出工资表来让我签字，我一看数额，依旧只有500元。

我说：“你们要的底片我给你了，怎么还是500。”

大姐说：“你不是说人都这样了，不想计较了吗，我告诉了柳董你的态度，柳董说，那既然你不计较了就这样给你结算了。”

看着大姐那张扁圆的脸，再次产生出想揍人的冲动。

我说：“那我再告诉你，这工资我拒绝领，请你转告柳董，我决定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这件事情。没关系，我有的是时间奉陪，我可以一边打工一边打官司。”

一句脏话涌到嘴边，忍了忍还是咽下去了。

事隔两天后，我接到大姐打来电话，让我去结帐，说除了杨梅款扣除外，其他的不扣了。社保也给我补交了。我问她：“为什么客人吃了杨梅让我来负担？你们一斤杨梅要卖多少钱？”

大姐说：“主要是因为你没有按照规定办，你做为总经理，是要负责任的。”

我对着话筒终于憋不住骂了一句恶毒的脏话。

 

一生品尝过的的人生况味至此算得上五味俱全了。太多的磨砺使我的心变得粗糙起来，和过去青涩的年龄相比，多了些禅性和悟性，多了些思索和冷静，于是自然而然就做到了心平气和地面对自己的得失成败，心安理得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做到了拿得起放得下。结算了之后，丈夫到杭州来把我接了回去，天涯海角的漂了一程，最终还是要回家的。活到这样的年龄才理解了人为什么要“叶落归根”。

回来后，断断续续的和芙蓉山庄保持着联系，得知新去的王总干了不到两个月也辞职了。柳芸无奈之下，只好派弟弟柳萧去管理，结果不出三个月，所有的员工除了李永兴外和大厨尹玉红外，都纷纷辞职了。后来不知何故柳萧也不干了。就连大姐和出纳小袁以及总公司办公室主任也都纷纷辞职了。悦悦去了金华，在一家公司做出纳，郭小勇辞职去了武汉。冯亮亮病好后，干了一段回老家温州去了，包括周军那样的忠臣都走人了。芙蓉山现在又回归到无人管理的状态。村民的怨气很大，对镇政府和公司说法很多。悦悦在QQ里和我说，镇政府准备起诉公司，通过法律程序要回芙蓉山的开发经营权，但是芙蓉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开发时机。还说柳芸打电话请她回去，再三向她保证“工资好说，不是问题。”悦悦说：“鬼才相信她的话，她所谓的不是问题，恰恰正是最大的问题。”

悦悦还告诉我，周军说想到山西来看望我，郭小勇不时有电话打过来告诉我他新的动向，我也给李永兴打过电话问候他，李永兴告诉我说桃源的杨梅树已经开始挂果，老人都走光了，我告诉他我很想念那座山，想念山上的每一个员工……

那座令人梦魂萦绕的芙蓉山，从此成了我爱恨交织的记忆……

 

 ——全文完 

2007年于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