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佳话，记载在《列子》、《荀子》、《吕氏春秋》等多部著作中，其真实性应该是比较可靠的。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所著《警世通言》有“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之篇，更是将这个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如同亲临。

　　故事可以分为两部分，先是春秋时期，我湖北老乡，在当时的“超级大国”——晋国做大夫的俞伯牙，奉君命出使故乡楚国，完成使命后乘船溯汉江返回，在汉阳遇风雨停泊岸边。少顷，雨过风息，星稀月朗，便弹起随身携带的古琴。谁知一砍柴樵夫钟子期也在此避雨，竟然听出伯牙琴声中志在高山流水的心声，两人畅谈一宿，情投意合，结为兄弟。伯牙须回国复命，相约明年此日此地相会。故事的第二部分发生在次年，伯牙如期而至，找到子期位于马鞍山的家，而子期却因家境贫寒积劳成疾，已于数月前辞世。伯牙悲痛欲绝，在子期坟前抚琴哀悼知己后，将心爱的瑶琴摔碎奠慰知音。

　　冯梦龙的小说写得颇为精彩，但他将伯牙加上“俞”姓，煞有介事地介绍说：“有一名公，姓俞名瑞，字伯牙。”却有点让人大跌近视眼镜，因为有人考证，伯牙本姓“伯”，一如“伯乐”。所谓“俞伯牙”，其实是“遇伯牙”的讹传，汗！　

　　伯牙在春秋时期是很有名气，很有地位的人。关于他的音乐故事还有很多，最早的记载当属《荀子·劝学》：“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就是说瓠巴鼓瑟时，连游鱼都会从水底浮出来聆听；伯牙弹琴时，连路上驾车的马都会驻足仰首，谛听琴声，形容他们的音乐美妙动听。另外，东汉的大文学家蔡邕的《琴操》也记载了伯牙学琴的故事。

　　总之，伯牙名满天下，在当时音乐界的地位似乎有点像后来贝多芬在德国。

　　而这个故事中的另一个主角——钟子期，则地位低微，打柴为生，只能算是鞋铺里的盲姑娘（见《月光曲》，小学课本里一个关于“知音”的洋故事）。

　　似乎高明的音乐家渴望遇到地位低微的知音，不仅仅是咱中国人的专利。

　　知音故事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地点，一个是他们相遇的地点，一个是钟子期的墓地——马鞍山。

　　目前，墓地看来没有谁抢着要，但他们相遇的地点却有些争议。 

　　一说在现在的武汉市汉阳区龟山西侧的“古琴台”，有明清建筑以及碑文为证，附近还有一个“钟家村”的地名。但让住在这个“钟家村”的穷人钟子期，去世后到二十公里外的马鞍山去下葬，在春秋时期这有可能吗？所以看来“钟家村”的地名是杜撰的。但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武汉人都认为“古琴台”就是伯牙和钟子期相遇的地方。主要是因为古琴台地理位置优越，地处武汉三镇的交通枢纽，游览便利，影响自然深远。

　　一说在武汉市蔡甸区马鞍山西侧的大江口前的凤头渡。这个渡口现在叫大山口，因为从前汉江是从此而过的，但却在明代改道了。也就是说，明代以前坐船由汉江走，必须经过马鞍山。钟子期作为一个普通樵夫，不可能从家乡蔡甸区跑到二十余公里外的汉阳区去打柴。不谈两区间的距离，也不谈古代的公路等级的问题，就是越境开采带来的麻烦，恐怕也不是钟子期一介樵夫能摆平的吧！所以我相信他们相遇的地方一定离钟子期的家不远，应该就在马鞍山附近。

　　由于时代相隔久远，资料欠缺，想确证，几乎是不可能的。咱们还是去看看钟子期之墓吧。

　　现在去钟子期墓凭吊，交通就方便多了，特别是近年新修了“知音大道”，开凿了“马鞍山隧道”，从武汉市内出发，也就二十来分钟的车程。

　　就在马鞍山隧道南口路边，向东有一砂石车道，约行百米，道右又有一笔直沙路，路边对种矮小笔柏，这就是去墓地的“神道”。

　　“神道”上杂草丛生，小沟纵横，我去年夏天去时，还遇到一条斑驳美丽的长蛇悠然滑过，差点被我踩到，颇为惊艳。

　　——荒凉！是的，就是荒凉！这就是二千二百四十余年知音佳话的出产地！

　　“神道”已如此，墓地的状况可想而知！

　　墓丘荆棘密布，墓碑乌七八糟，碑亭残缺不全。“知音亭”没变成牛屋，似乎已经是莫大的幸事了。

　　这里的一切都让人看着气短！就想来点不文明语言现象！还想像伯牙那样砸点什么！

　　因为仅仅是百米开外，众多以“知音”为品味的度假村却金碧辉煌，生意兴隆，酒喧耳热，妖艳成群。很多到这里的游客是先知度假村，而后不知隐贤墓！

　　忽视对“知音”文化品牌的必要维护，却能用“知音”之名招来这么多能下金蛋的金凤凰，当地政府这种招商引资的“成功经验”，真可大书特书了！

　　曾经在武汉的“汉网论坛”上看到过一个名为《“子期故里”旅游资源的定位及开发利用的思考》的帖子，帖子发表于2004年7月13日，作者甄荣先生对钟子期墓的状况和开发有详尽的论述。他当时写到——

　　目前，尽管钟子期墓已修茸并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子期故里的现状仍然堪忧：   

　　（一）急需加强对子期墓的保护与管理。墓碑上被刻划出一些乱七八糟的印迹，还帖有一些纸屑，亭子油漆大片脱落，不忍目睹。至今无专人管理与维护。   

　　（二）墓地周围地形环境被破坏。民谣‘家住凤凰尾，葬在凤凰头，挨着凤凰眼，穿过凤凰颈。’对子期墓的地形地貌有着详细而形象的描述。然而，被称为‘凤凰眼’的两口小塘，现已经只剩一口，‘凤凰’的炯炯双目已失明一只。   

　　（三）地名变化大，古迹遗失。钟子期故居上集贤，在马鞍山北，上集贤地名消失，现改为马鞍山村。‘下集贤’是现在的蔡甸区新农镇铁铺村，铁铺老街前原有大石牌坊‘古集贤村’。该牌坊于文革中被毁，有村民依稀记得被人用来盖房做了地基，但不知具体处向。   

　　（四）马鞍山山体被破坏。马鞍山山体遭采石破坏，一座山峰只剩下一半，触目惊心。

 

　　三年过去了，墓地情况似乎更糟。至于何时能“好转”，咱没资格和领导们谈。

　　唉！还是去寻我的幽，览我的胜吧！

　　钟子期墓的墓碑先后共有三块，三块墓碑的正面都刻“楚隐贤钟子期之墓”字样。最早的是一块刻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的残碑，现藏于武汉博物馆；第二块是解放后所刻，现仍立于冢前；第三块刻于1988年，形制最为完备，立于冢前“知音亭”中。这块碑是目前去凭吊时，最可以给人以安慰的事物。它高2米，宽1.3米，厚0.2米，青石质地。背面是一篇“重修碑记”，碑记的作者是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张舜徽先生，隶书书写者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王遐举先生。“碑记”约630余字，文言体，其记该墓的形势、方位、沿革、故事由来始末，文辞殷切，慎密谨严，坐在那尚堪一坐的亭栏上读一读，也颇有韵味。

　　但我的“知音”寻觅注定是一次“文化苦旅”。令我乘兴而来，败兴而去的，不仅仅源于官僚的不作为，乱作为，更有一件发生在子期故里的惨案，让我咬牙切齿！

　　在收集钟子期墓相关资料过程中，我发现一本名为《抗日烽火忆汉阳》的“蔡甸区文史资料”，其中有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题目是《日寇烧杀汉阴山暴行实录》，作者郑桓武先生。

　　“汉阴山”就是我们说了半天的子期故里——马鞍山。

　　其文载，1939年3月14日，十余名日寇窜至马鞍山下何湾，欲强暴一名新娘，被村民及我游击队赶走。次日晨7时，一百余名日寇，分乘四辆军车，一路杀到何湾，见人就杀，老弱病残，襁褓婴儿都不得幸免。不仅何湾被夷为平地，连附近二十里以内的村庄，也被纵火焚烧房屋达2000余间，男女老幼伤亡达240余人。寇兵将年轻妇女拉至稻场裸露全身，疯狂轮奸后投入烈火之中。用一柄刺刀连穿两个儿童，在空中摆动为戏，以致肝肠寸断，散落地上，为军犬啖食。今尚在何湾的一位老妇，当时因为匿身田沟，得以幸免，每当提起她目击的惨绝人寰的日寇兽行，仍悲愤哭泣不已。

　　于今的何湾早已看不到当年惨案的遗迹，那些兽兵的后人也基本做到了“不认账”，但我们却不可以遗忘！

　　在我们民族最美丽的故事边，竟也有欺凌者的阴影，我们还能不自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