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20年第6期
一、城市童话
安同志带着他的妻子娜塔莎来到这个北方城市落户的时候,是1958年。那一年,杜若刚满四岁,是幼儿园小班的学童。杜若的生活,照说,和他们没有丝毫的瓜葛。
杜若家,住城南,安同志和娜塔莎家,确切住在哪里,地址不详。
安同志叫什么,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他们,指的是长大后的杜若和她的伙伴们,是这个城市里所有那些不安于小城生活的时尚青年。那时,人们把这样的青年称为:思想意识不健康。
安同志叫什么,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很勇敢和浪漫,在莫斯科或者列宁格勒学习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叫娜塔莎的俄罗斯姑娘。这样的恋爱或者婚姻,在当时,据说有很多,但往往都在中国男生回国时宣告分手。安同志却没有松开他的手,他紧紧地拉着他的娜塔莎,坐了九天九夜火车,穿过俄罗斯广袤的土地,无边的白桦林,穿过秋色迷人的西伯利亚,把
这个穿布拉吉、吃面包黄油酸黄瓜的姑娘,还有他们四岁的儿子和两岁的女儿,带回到了我们的土地上,带回到了大陆深处这个吃五谷杂粮的北方城市。
透过车窗,安同志指着蓝天之下两座并立高耸的古塔,说道:“亲爱的,我们到家了。”
那是这城市的标志,双塔。它们一千多岁了。安同志搂住了娜塔莎的肩膀,说:“你听到它说什么了吗?它说,好小子,你真有本事啊,带回一个这么美丽的好媳妇。”
这像是一个童话的结尾,“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真实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是1960年,共和国历史上的饥憧之年来到了。
再接下来,就是安同志的祖国和娜塔莎的祖国交恶。后来,在一个叫珍宝岛的小岛上,两个国家终于刀兵相见。
那时,这个城市刚刚“复课闹革命”不久,那些自1966年之后,在“江湖上”浪荡了三年的小学毕业生们,一拥而人,走进了这城市各个中学的大门。教育革命了,也不需要考试,也不看成绩,只看你家庭住址,就近入学。杜若非常幸运,她的家,和这城市曾经最好的中学,华北地区重点学校,仅隔一条马路。一抬头,就能看到那学校晚自习时璀璨的灯光。母亲常对杜若说:“杜若,你将来一定要考到那里去啊,那是你的学校。”杜若说:“那杜仲呢?怎么就是我的学校,不是杜仲的?”母亲不说话了。
杜若家姐弟三人,她最大,老二是弟弟杜仲,最小的是妹妹叫杜茯苓。姐弟三人的名字,都是中草药。
三个孩子中,最聪明的,是杜若。母亲一直这样认为。
这下,聪明的杜若和不够聪明的杜仲,不费吹灰之力,都进了这所全省最好的中学。但母亲却高兴不起来。这个世道,不是读书的世道了。再好的学校又能怎样?果然,开学没有多久,杜若就被选进了学校的宣传队,跳舞唱歌去了。接下来,竟是全体停课,备战备荒,挖防空洞,防止苏修的进犯。
整个城市,进入战时状态,各家各户,每一扇玻璃上都用裁开的纸条贴了米字,怕的是苏修的飞机轰炸。甚至做好了战争疏散的准备。一旦局势吃紧,有很多人将会离开城市,疏散、撤离到安全的后方去。
报纸、广播,都是战争的论调。
全市举行了战备汇演,杜若的学校排演了一个类似活报剧又类似音乐剧的节目,名字叫《珍宝岛的胜利凯歌》。里面有歌有舞,有说有唱,有解放军、有老渔民,有女民兵,有反坦克火箭弹也有三八大盖和红缨枪,总之慷慨激昂、起伏跌宕,以破竹之势,-路披荆斩棘,杀进决赛圈直至获奖。另一边,挖战备防空洞的也不示弱,往昔的操场,如今沟壑纵横,像战壕像掩体。土方工程比预期提前完成,全校同学又马不停蹄去砖窑拉砖,去河边拉沙,烧石灰,不到半年,防空洞大功告成。别说,还真是漂亮。红砖磴顶,处处有巧思,俨然就是个地下王国。有许多人来参观,也同样获得了表彰。
不过,也付出了代价。那是在挖土方时,曾岀过一次事故。有一天,一个男同学不知怎么失脚掉进了三米多深的壕沟底,受了重伤。有人说是他和人打架,推推操操,没站稳栽进去的。有人说他是遭人暗算,趁他不备被一把推下去的。奇怪的是现场居然没人看见发生了什么,人人似乎都有不在场证明,没人说得清楚真相。出事后,女同学们都为他难过,担心他是否会落下残疾。男生们则说,这就叫报应,为什么掉下去的偏偏是这个二毛子?谁让他们来侵略我们的?
这摔伤的同学,叫安向东。从前,他不叫这个名字,他叫安德烈。
是个中苏混血儿。高大、英俊,迷人。
摔伤后的安德烈再也没来过学校,他退学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只听说他的腿落下了残疾。一个美男子,有了残缺。那时学校釆用军事化的管理,班级用军事术语“连、排”来命名。杜若和他不同排,不同连,没有过任何的交集。只有一次,某个黄昏,放学后,杜若有事耽搁了,岀来时,昏暗的走廊上静悄悄,一个人迎面走来,杜若不禁停下了脚步,她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这是什么?是从希腊神话中跑出来的男神吗?她错愕地闪过这念头。好美啊。她觉得呼吸不畅。第一次,她被美伤害。原来,“美”和帝国主义一样是霸道、不讲理、有侵略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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