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几乎一统中国，此后的几千年，一直居于高位。在文艺领域，《毛诗序》中“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文艺原则，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文艺创作，直到现在，传统国人骨子里的审美原则也无太大改变。

“儒者，柔也”，儒家以“柔”得名，最重视“礼”，“礼”是行为规范和遵循的社会秩序，所谓“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无相夺伦关系。这种思想也渗透到了文艺领域，在《毛诗序》中演变发展为“经夫妇，成孝敬”——要端正男女关系，“有天地，有阴阳，有男女，有父子，有天下”；要对长者敬，对父母孝。西方很多早期的著名作品，像《俄狄浦斯王》这样“弑父娶母”的故事，在儒家看来，都是大逆不道的，不符合伦理，有伤风化。传统的“礼”至今在中国人心里依然根深蒂固，同样地，“经夫妇，成孝敬”也依然是正统文人在创作时自觉遵守的原则，可惜，在这个越来越没有文化高度和道德底线的时代，有一部分作者将“经夫妇，成孝敬”的原则丢到一边，于是《我和空姐同居的日子》、《小三是怎样炼成的》等等不上台面，庸俗低俗恶俗的网络作品大摇大摆地走上台面，虽然依然不登大雅之堂，但却被为数不少的读者追捧，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不得不让人感慨。有人也许会反过来说，封建时期男人都三妻四妾，比现在还有伤风化，其实那时，男人只可取一个妻，剩下的都是妾，并且，妻和妾的地位是很不同的，各自和丈夫的关系也很明朗，现代人对古人存在很大误解。扯远了，无论如何，“经夫妇，成孝敬”的文艺原则依然指导着现在中国文人创作的大方向，任何时代都有唱反调的作品，就连古代，也有《华山姬》（《梁山伯与祝英台》原型）这样的反面例子。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儒家讲究“文”“质”兼备，文饰要与内容统一，“文”是外在表现，“质”是道德修养。孔子向来注重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而且必须要符合伦理道德，也就是《毛诗序》里总结的“厚人伦、美教化”。这种“文道统一”的文艺思想，后来发展成为“文以载道”，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无论是何种文学体裁，在中国读者这里，一定是体现“道”，才可能是真正的好作品，否则，一般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凡是可以被称为名作的，哪一个都是“厚人伦、美教化”的，直到现在，在传统文学创作中，“厚人伦”和“美教化”都还是一个作家自然而然在默默遵循的文艺原则，虽然不是每一部作品都那么帮助“教化”，但没有哪个作者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赞扬杀人放火强奸掳掠战争等等违反人伦的事情，甚至有时会刻意避开这种过于激烈的描写，而在西方的许多艺术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杀人如麻”的场景，尤其是美国电影中，像《德州电锯杀人狂》、《电锯惊魂》系列等等，这样的作品拿到中国来，是万万不可在影院中冠冕堂皇地上映的。虽然，现在也有很多中国的作者写一些不太“厚人伦、美教化”的作品，但毕竟在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影响下，不会太夸张，不敢反人类。

儒家注重入世，以“人”为核心，以“忠恕”的“仁”为特点。“忠”表现为“修己立诚”，是忠诚诚信；“恕”表现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宽恕理解。这种“克己复礼”的“仁”，发挥在社会各个方面的作用，当然也包括在文学创作。《毛诗序》中所说的“移风俗”原则，说明儒家的文艺观是注重风俗教化的，儒家不具侵略性，所以文学作品中很少有主动冒犯他者的正面称赞，这种思想传承至今，大多数文艺作品中也在循着“移风俗”的原则创作。直到现在，文人创作的最高理想还是用文学作品感化和启悟读者，倡导好的风俗习惯，教育读者向“尽善尽美”的境界发展，在中国，作者很少以单纯讲故事或拼结构赢得尊重。哪怕80年代出现了一个叫马原的作家，其“形式即内容”的先锋派小说曾风靡一时，也不过是昙花一现，作为一种单纯的文学创作探索在文学史留名，因为这类小说并不符合传统的儒家文艺审美。此时此刻，中国的作者写科幻、玄幻、盗墓、恐怖、艳情、穿越、搞笑等讲故事题材，是永远也成不了文学大家的，充其量只能算作文字匠人。

其实，“教化”从属于“功利”，儒家对“教化”的推崇，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教化”传统；儒家对名声的追求，决定了儒家的责任感，也就决定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之文人的责任感。《毛诗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文艺原则很好地总结了儒家的文艺创作原则，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影响极其深远。我想，“小说”这种题材，被中国古代正统文人排斥，与这种特别重“教化”的儒家文艺观有很大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不过是“街谈巷闻”的志怪、志人，最多提供消遣娱乐和某些另类知识；唐代出现了“传奇”，也依然是把故事和传说讲得神乎其神，令人赏心悦目，聊以娱情；宋代话本将视线转移到了历史故事和身边常人故事，却还是在努力说得曲折迂回好听，还是娱乐为主；明清时期，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比较成熟的小说，却在儒家文艺观的“威慑”下，一个劲儿地强调其“劝善惩恶”的教化作用；到了近代，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更是夸张地强调着小说的政治教化作用，才使小说这种体裁真正地与诗文平起平坐。

由中国古代小说的地位演变也可以看出，《毛诗序》所总结的儒家文艺观对文学的指导作用何其巨大。中国的本土作者，若想让其作品被正统文艺圈广泛认可，除了注重自身的文字基本功和与时俱进的美学原则外，同时也要学习研究并合理消化吸收“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儒家文艺观。